哲学论文：超验道德与生命虚无——尼采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及其意义
我文饰与安慰的逃避举措，它会使自身进一步虚无化；也因此，尼采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将各种自私自利提升至无限和无耻的境地的做法”④，是一种“世界围绕着我转”⑤的独断论讲求。
第二，它否定了个性创新的意义。尼采认为，灵魂平等说有阻止生命美好创新的意义：“死命地反对人与人之间所有的敬畏感和距离感，也就是说，反对一切超升的假定，反对一切文化成长的假定，——……让每一个人都“不朽”的这种做法，是迄今为止谋杀高贵人类的最大和最恶毒的企图。”⑥在尼采看来，生命世界就是秉赋各异的权力意志争高竞长的园地，人没有超越这种处境的选择自由；高贵的标志在于不忘记这一职责，“牢记我们的特权并执行之”，通过个性创新、竟取超越而赢得这种开放而美好的生命。
第三，它否定了类的发展所必需的等级制。尼采终其一生都坚持认为，类的发展需要伟大个体的不断诞生并居于主导或统治地位，它必定是在差序分层的等级制中实现，而不可能通过每个人均质化一、步调一致的方式来完成。也因此，他竭力批判基督教的灵魂平等说以及由它所开启的后世各种均质平等主义学说：“在上帝面前，一切‘魂灵’都是平等的。但在一切可能的估价中这是最最危险的估价！假如人们个体都是平等，那么类就成了问题。”⑦
尼采在这个问题上的批判有其深刻之处，不宜盲目地一味拒斥。“人们地位、收入平等，不互相伤害”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有其意义，但是一旦像基督教那样把这一点抽象出来并把它作为超历史的普遍化原则和命令，就必然要像尼采所讲的那样，会成为一个“否定生命的意志，一个死亡和腐朽的原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总是具体的而富有特性的，而“特殊性就是不平等所在之处，在这里，平等倒反而不法了。”③黑格尔还特别指出：“正义要求各人的财产一律平等这种主张是错误的。”①不仅财产、智力、体力、政治权力在特定的阶级社会有其不平等之处，而且正是通过不平等所构成的对抗和斗争，才能获得发展式积累进而推动了文化繁荣和文明进步。尼采的错误在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际对抗的等级制绝对化和至上化，忽略了高度社会化生产力、自觉的相互承认等解放力量对于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决定意义。
三、回到“超验上帝”，抑或“生命本身”：辩护与批评
尼采在价值观上拒斥“超验上帝”，坚持从“生命本身”出发理解和建构道德，彻底废除了绝对化的超验视角和尺度，这一论说在现当代仍然是基督教世界面对的最有力的挑战之一，受到了基督教思想家深度关注和批判性回应。
基督教思想家对于“反基督”道德论的最大非义就是尼采试图从有限而欠缺的人之生命当下存在去确立神性生命的善恶尺度，卡尔·洛维特就此申言：
“我们现在可以将尼采的问题更为准确地界定为仅仅通过这个世界内部的的范畴解释人类存在和废除神恩范畴的企图。……在尼采的内在主义中，无限的东西被废除了，超越实在的结构被叠置在有限的结构上。”②
在基督信徒看来，由于尼采的生命伦理消除了超验与经验、无限与有限、天意与历史的张力，丧失了神圣背景下的自我批判的维度，因而必将致人于“自傲”、“无聊”和“绝望”之中。马克斯·舍勒就批判尼采把“大地的意义”理解为“超人”而不是“靠上帝国而形成的人”。③因为在舍勒看来，只有依凭上帝恩典而在人的精神国度形成的超验价值尺度才是高于一切感性领域和整个生命的尺度，只有它才能使人统治自然、超越自身；④由此，“人必须在世界以外，在世界的彼岸确定下自己的中心”。⑤
但上述对尼采批判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人们对上帝存在的质疑。康德已相当有力的从知识论上否定了上帝存在的任何理据。在他看来，由于人无法离开感性条件和知性概念来表现对象，因而，“超验上帝”对于人类来说，可以作为理想来想像而不能作为对象知识来确认。马克思更是进一步通过将意识内在于人的有限的实践生活，彻底消解了关于超验上帝存在的呓语。
尼采在这一点上同康德、马克思一样，也认为上帝观念是一个超验的虚构假定，没有感性现实性，不应成为人们价值追求的对象。他就此申言：
“上帝只是一个假定：但是我要你们的猜忖在你们的想像之内。
你们能想像一个上帝吗？改变一切，成为人类可想像的可看的可触的：让这个是你们求真之意志罢。”⑥
如果能给人以价值的上帝不存在，或者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否存在，那么，合理观点就是“人是人的创造者”。这样，尼采尝试从感性的生命本身出发确立生命提升的尺度、对象和理想的观点就是值得辩护的。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把价值设定奠基于人本身是否如基督教思想家所批判的那样，人会因此而失去自我检讨与拯救的能力呢？尼采的回答是否定的。不同于基督信徒把人之历史当作“需要拯救的罪与死的王国”⑦，尼采对人性的看法却是辩证和充满期待的。尽管尼采拒斥了浪漫主义的温情主义态度，称人“基本上是一人患病的动物”，但他并不因此走向对人的“罪性”的永恒指认，他的总体人生态度是现实而乐观、坚强而向上的，他相信人有超越颓废的原创能动性，人的一生应当是一个征服障碍、继往开来、不断创新的充实和提升的过程；正是有见于此，他才认定：“生命本身已成为问题，……但对生命的爱仍是可能的。”①
“回到生命本身”是尼采价值重估的基石和出发点。尼采为了强调这一原则的必要性，提出了“永恒轮回说”，从世界观高度论说了感性生命的唯一性及其创造价值的独立自主性。由于这个学说用“感性变易”的永恒取代“超感性世界”的永恒，认为永恒的不是“无时间性的上帝及其理性”而是“变化着的感性事物”，这样它就彻底消解了独立于生命之外的抽象原则的永恒实在性，具有彻底的反基督教的变革性，其意义恰如卡尔·洛维特所言：“结束了人们信仰一种从一个绝对的开端朝向一个绝对终结的进步历史的基督教时代”。②
尼采在拒斥关于人的超验的观点的同时，也开启了理解人及其价值的生存现象学视角并且深具辩证精神。尼采认为人是感性身体的、独特的、能动超越的、自我理解的不确定的存在；源于人之权力意志本性的争高竞长必然让人经受一系列的障碍感、负重感、痛苦感以及厌倦感。如何对待生命中这些本真感受，在尼采看来，决定了一个人生存的是非曲直、高低不同。像基督教那样，企图逃避到“没有苦难的幸福，没有对抗的和平，没有差异的共性”的虚幻王国中，非但不能使生命充盈和快乐，反而会使它日益压抑、苦闷、软弱和颓废。合理的价值选择应当是从肯定权力博弈、苦乐相属的多样化生命世界的基础性和唯一性出发，积极引导人们激发出生命活力去担当生命有限性的欠缺，正视并合理克服命运所加之的不适与苦难，努力实现一种本真的个性化创新生存。尼采这种立足于生命原初体验、必然感受和成功教益之上的价值主张，强调了人的原创的权力意志以及肯定它的价值观念对于实现人生美好的关键意义，高扬了独立个性与能动创新等美好德性的价值，发展了人们正确应对生存困境的智慧，增进了人们在不确定未来赢取自身生命尊严与荣耀的勇气和信心。尼采的问题不在于他拒斥“超验上帝”而把“有限之人”当作价值的评估与设定者，他的错误在于对人的意志主义理解使他背离了人之存在的实践性本质。正是这种片面性使得尼采对道德合理性的探讨基本上还是立足于单个人身心状态的基础上进行抽象概括，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就是属于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的直观”③；这样就决定了他没有深入考究内在于人的身心状态之中的人的工具性生产和主体性交往对于人的生存的必然而深刻的影响；也因此，他就没有深刻理解到协调性道德同竞争性道德一样对于人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讲求除了有独立个性、能动创新和争当先进的一面外，还应当有协调一致、友爱团结、休戚与共的一面。基督教看到了后一方面的价值，把它升华为至上而普遍的超验原则，有其深刻的虚幻性与欺骗性，但我们也不能像尼采那样借批判这一片面性之际，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彻底忽视其对道德社会公共性的猜测性把握。因为竞争与对抗意识的极端张扬将会诱导非理性的相互算计与摧残，助长偏狭而自私的任性妄为，阻碍每个人生命的美好实现。消除尼采高扬个体意志创造的主观盲目性，倡导生命在尊重他者、物质必然性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创新与超越，这是我们在与尼采伦理思想进行对话时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
《哲学论文：超验道德与生命虚无——尼采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及其意义(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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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否定了个性创新的意义。尼采认为，灵魂平等说有阻止生命美好创新的意义：“死命地反对人与人之间所有的敬畏感和距离感，也就是说，反对一切超升的假定，反对一切文化成长的假定，——……让每一个人都“不朽”的这种做法，是迄今为止谋杀高贵人类的最大和最恶毒的企图。”⑥在尼采看来，生命世界就是秉赋各异的权力意志争高竞长的园地，人没有超越这种处境的选择自由；高贵的标志在于不忘记这一职责，“牢记我们的特权并执行之”，通过个性创新、竟取超越而赢得这种开放而美好的生命。
第三，它否定了类的发展所必需的等级制。尼采终其一生都坚持认为，类的发展需要伟大个体的不断诞生并居于主导或统治地位，它必定是在差序分层的等级制中实现，而不可能通过每个人均质化一、步调一致的方式来完成。也因此，他竭力批判基督教的灵魂平等说以及由它所开启的后世各种均质平等主义学说：“在上帝面前，一切‘魂灵’都是平等的。但在一切可能的估价中这是最最危险的估价！假如人们个体都是平等，那么类就成了问题。”⑦
尼采在这个问题上的批判有其深刻之处，不宜盲目地一味拒斥。“人们地位、收入平等，不互相伤害”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有其意义，但是一旦像基督教那样把这一点抽象出来并把它作为超历史的普遍化原则和命令，就必然要像尼采所讲的那样，会成为一个“否定生命的意志，一个死亡和腐朽的原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总是具体的而富有特性的，而“特殊性就是不平等所在之处，在这里，平等倒反而不法了。”③黑格尔还特别指出：“正义要求各人的财产一律平等这种主张是错误的。”①不仅财产、智力、体力、政治权力在特定的阶级社会有其不平等之处，而且正是通过不平等所构成的对抗和斗争，才能获得发展式积累进而推动了文化繁荣和文明进步。尼采的错误在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际对抗的等级制绝对化和至上化，忽略了高度社会化生产力、自觉的相互承认等解放力量对于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决定意义。
三、回到“超验上帝”，抑或“生命本身”：辩护与批评
尼采在价值观上拒斥“超验上帝”，坚持从“生命本身”出发理解和建构道德，彻底废除了绝对化的超验视角和尺度，这一论说在现当代仍然是基督教世界面对的最有力的挑战之一，受到了基督教思想家深度关注和批判性回应。
基督教思想家对于“反基督”道德论的最大非义就是尼采试图从有限而欠缺的人之生命当下存在去确立神性生命的善恶尺度，卡尔·洛维特就此申言：
“我们现在可以将尼采的问题更为准确地界定为仅仅通过这个世界内部的的范畴解释人类存在和废除神恩范畴的企图。……在尼采的内在主义中，无限的东西被废除了，超越实在的结构被叠置在有限的结构上。”②
在基督信徒看来，由于尼采的生命伦理消除了超验与经验、无限与有限、天意与历史的张力，丧失了神圣背景下的自我批判的维度，因而必将致人于“自傲”、“无聊”和“绝望”之中。马克斯·舍勒就批判尼采把“大地的意义”理解为“超人”而不是“靠上帝国而形成的人”。③因为在舍勒看来，只有依凭上帝恩典而在人的精神国度形成的超验价值尺度才是高于一切感性领域和整个生命的尺度，只有它才能使人统治自然、超越自身；④由此，“人必须在世界以外，在世界的彼岸确定下自己的中心”。⑤
但上述对尼采批判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人们对上帝存在的质疑。康德已相当有力的从知识论上否定了上帝存在的任何理据。在他看来，由于人无法离开感性条件和知性概念来表现对象，因而，“超验上帝”对于人类来说，可以作为理想来想像而不能作为对象知识来确认。马克思更是进一步通过将意识内在于人的有限的实践生活，彻底消解了关于超验上帝存在的呓语。
尼采在这一点上同康德、马克思一样，也认为上帝观念是一个超验的虚构假定，没有感性现实性，不应成为人们价值追求的对象。他就此申言：
“上帝只是一个假定：但是我要你们的猜忖在你们的想像之内。
你们能想像一个上帝吗？改变一切，成为人类可想像的可看的可触的：让这个是你们求真之意志罢。”⑥
如果能给人以价值的上帝不存在，或者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否存在，那么，合理观点就是“人是人的创造者”。这样，尼采尝试从感性的生命本身出发确立生命提升的尺度、对象和理想的观点就是值得辩护的。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把价值设定奠基于人本身是否如基督教思想家所批判的那样，人会因此而失去自我检讨与拯救的能力呢？尼采的回答是否定的。不同于基督信徒把人之历史当作“需要拯救的罪与死的王国”⑦，尼采对人性的看法却是辩证和充满期待的。尽管尼采拒斥了浪漫主义的温情主义态度，称人“基本上是一人患病的动物”，但他并不因此走向对人的“罪性”的永恒指认，他的总体人生态度是现实而乐观、坚强而向上的，他相信人有超越颓废的原创能动性，人的一生应当是一个征服障碍、继往开来、不断创新的充实和提升的过程；正是有见于此，他才认定：“生命本身已成为问题，……但对生命的爱仍是可能的。”①
“回到生命本身”是尼采价值重估的基石和出发点。尼采为了强调这一原则的必要性，提出了“永恒轮回说”，从世界观高度论说了感性生命的唯一性及其创造价值的独立自主性。由于这个学说用“感性变易”的永恒取代“超感性世界”的永恒，认为永恒的不是“无时间性的上帝及其理性”而是“变化着的感性事物”，这样它就彻底消解了独立于生命之外的抽象原则的永恒实在性，具有彻底的反基督教的变革性，其意义恰如卡尔·洛维特所言：“结束了人们信仰一种从一个绝对的开端朝向一个绝对终结的进步历史的基督教时代”。②
尼采在拒斥关于人的超验的观点的同时，也开启了理解人及其价值的生存现象学视角并且深具辩证精神。尼采认为人是感性身体的、独特的、能动超越的、自我理解的不确定的存在；源于人之权力意志本性的争高竞长必然让人经受一系列的障碍感、负重感、痛苦感以及厌倦感。如何对待生命中这些本真感受，在尼采看来，决定了一个人生存的是非曲直、高低不同。像基督教那样，企图逃避到“没有苦难的幸福，没有对抗的和平，没有差异的共性”的虚幻王国中，非但不能使生命充盈和快乐，反而会使它日益压抑、苦闷、软弱和颓废。合理的价值选择应当是从肯定权力博弈、苦乐相属的多样化生命世界的基础性和唯一性出发，积极引导人们激发出生命活力去担当生命有限性的欠缺，正视并合理克服命运所加之的不适与苦难，努力实现一种本真的个性化创新生存。尼采这种立足于生命原初体验、必然感受和成功教益之上的价值主张，强调了人的原创的权力意志以及肯定它的价值观念对于实现人生美好的关键意义，高扬了独立个性与能动创新等美好德性的价值，发展了人们正确应对生存困境的智慧，增进了人们在不确定未来赢取自身生命尊严与荣耀的勇气和信心。尼采的问题不在于他拒斥“超验上帝”而把“有限之人”当作价值的评估与设定者，他的错误在于对人的意志主义理解使他背离了人之存在的实践性本质。正是这种片面性使得尼采对道德合理性的探讨基本上还是立足于单个人身心状态的基础上进行抽象概括，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就是属于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的直观”③；这样就决定了他没有深入考究内在于人的身心状态之中的人的工具性生产和主体性交往对于人的生存的必然而深刻的影响；也因此，他就没有深刻理解到协调性道德同竞争性道德一样对于人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讲求除了有独立个性、能动创新和争当先进的一面外，还应当有协调一致、友爱团结、休戚与共的一面。基督教看到了后一方面的价值，把它升华为至上而普遍的超验原则，有其深刻的虚幻性与欺骗性，但我们也不能像尼采那样借批判这一片面性之际，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彻底忽视其对道德社会公共性的猜测性把握。因为竞争与对抗意识的极端张扬将会诱导非理性的相互算计与摧残，助长偏狭而自私的任性妄为，阻碍每个人生命的美好实现。消除尼采高扬个体意志创造的主观盲目性，倡导生命在尊重他者、物质必然性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创新与超越，这是我们在与尼采伦理思想进行对话时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
《哲学论文：超验道德与生命虚无——尼采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及其意义(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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