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

，大　家要争一个鸦片地盘呢!”在其他的通俗小说中也是这个结论。如《江左十年目睹记》(　注：姚ｙｕāｎ@①雏的长篇《江左十年目睹记》原名《龙套人语》，笔名龙公。1984　年文化艺术出版社用《江左十年目睹记》的书名重印。)中就说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为争　“十一太保”的利益。“十一太保”就是一个“土”字。鸦片俗称“土”。这个结论与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讲这一次战争的起因是一致的(注：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　》第322～324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版。)。我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　)的151页，还引了当时的军阀部队的士兵在战场上吸毒的奇闻，这一大段引文，简直令　人大开眼界，你读到那里时，觉得读这部小说是“不虚此看”的。烟土的“群众性”在　当时实在大得惊人呢!
　　以上是从两部同一题材的小说对照其视角的不同与写法的各异，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　西来，从中看到两者之间互补的可能性。
　　　　　　特有的叙事传奇功能为新文学提供背景式的参照
　　通俗文学的详细的叙事特色，往往可以给我们许多感性知识，当我们去读新文学作品　时，通俗小说常常发挥一种背景式的参照作用。我举一个通俗小说对鲁迅的杂文做了补　充的事例。鲁迅在临终前，接连写了两篇有关章太炎先生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他逝世　前两日搁笔的未完稿。读后觉得鲁迅对章先生有一种“尊敬的贬意”。也许是鲁迅在当　时太崇尚革命，而将学术放在其次的地位上。当我看到鲁迅对章太炎的“既离民众，渐　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　晚节不终”的评语时，觉得鲁迅还是笔下留情的。但我也想，这个章太炎也太离奇了，　你去参加军阀孙传芳的那一套玩意儿干什么呢?关于这一公案，在《鲁迅全集》有两个　注释。一是讲孙传芳“盘踞东南五省时，为了提倡复古，于1926年8月6日在南京举行投　壶古礼”。对投壶的注释是“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饮酒”　。又有一注说：“1926年8月间，章太炎在南京任孙传芳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孙　传芳曾邀他参加投壶仪式，但章未去。”1926年我还没有出生，我也没有去查过1926年　有关这方面报道的报刊。只是在想象中觉得这是怪事一桩，或者说是一幕滑稽剧而已。　而章太炎怎么会与孙传芳搞在一起的呢?鲁迅的文章中说：“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　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注：以上鲁迅的杂文及其注释见《且介亭　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　》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大概也不失为是一种解释。可是我读了姚ｙｕā　ｎ@①雏的小说《龙套人语》(即《江左十年目睹记》)，我觉得大受裨益。小说用了一　章多的篇幅为我们详写了这幕复古活剧。那就是第18章的《乡饮投壶先兵后礼　大庠入　彀偃武修文》。这样的生动详尽的描写，大概也无出其右了。因为是写了整整一章有零　，我就无法抄录了。但在这一章中有一段书中主人公魏敬斋与师孟的对话，说出了军阀　们当年为什么会欣赏章太炎的道理。书中的魏敬斋倒是个“硬里子”的名士，颇有见地　，又能诗善画。他们的这席对话，说出了鲁迅语焉不详的若干道理：
　　师孟道：“庄遁庵(即影射章太炎)近来在这班藩镇之间，红得了不得，真可以算是诸　侯上客，但是他所讲究的‘国故’，并不是为帷幄运筹用的。他们请教他是些什么?我　倒不懂。”敬斋道：“有甚不懂。我好有一比，比如我们卖书画的，人家说卖书卖画，　简直可以说末等的生意了。因为书画这一类东西，既非如粟米之疗饥，又非如珠钻之可　贵，穷的人买不起，不消说了，稍为够过的，也不要买这类不急之物。至于大家巨阀呢　，钱是有的，也尽有余暇来考究那些，可是他家里的古董书画，早已装满了几十个木箱　，又无需我们的那种新鲜出品，算来算去，惟有那些暴发财人家，骤然间有了钱，便要　装潢门面，附和风雅，那便是我们这行买卖的惟一受主，可是在这惟一的受主，暴发户　的心目中，还要分几个等级次序。当他发了几十百万的财之后，要穷奢极欲起来，便先　是锦衣玉食，次是娇妻美妾，到最后一着，方才是住的问题。于是乎必须盖新房子，以　满足他住的奢欲。盖起房子来如果他盖的是洋式巨宅，还需要不到我们的这种东方艺术　的书画。照此程序推算下去，第一步要他发财。发财之后第二步奢侈到衣食，衣食之后　第三步到妻妾。妻妾之后第四步到洋房汽车。只在这第四步之中，有一条小小岔路，便　是希望那暴发户盖的是中国式房子，那才有挂我们这些旧书画的余地。那才可以讲行情　，论交易。还要人情熟练，应酬圆到，方可得到这‘惟一受主’之一顾。你想那种买卖　难乎不难?这类职业可做不可做?可是现在那些大军阀、大将军，在金钱权势上，固然完　全是一个大大的暴发户，论起他的知识来，又只想盖中国大厦，而不想收罗‘洋才’，　所以这东方书画式的庄遁庵就值了钱了。现在那些大将军的地盘，便如新盖的中国式的　大厦一般，那庄先生便如吴昌硕的一张花卉，康有守(影射康有为)的大字。东也要拿他　去挂两天，西也要拿他去悬几日，以表示他们暴发的神气，礼贤的盛事，于是乎庄先生　乃大红而特红。”
　　这样精辟的论述出现在魏敬斋这个人物口中是非常合乎身份而一点也不板滞的。但这　席话是可以去补充鲁迅杂文中所没有写到的内容。鲁迅只写了章太炎的主观世界的一面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但那些军阀大佬为什么如此大捧特捧章太炎，看了这段议　论，于情于理，都能令人信服。更何况作品如此生动详细地描绘了“投壶”大礼的场面　呢。姚ｙｕāｎ@①雏小说的这一章，简直可以作为鲁迅论述章太炎文章的“参考资料　”去读。而且这部小说精彩处很多，真令人感到美不胜收。因此我在《中国近现代通俗　文学史》(注：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中称姚ｙｕāｎ@①雏为“不朽而被尘封的通俗作家”。
　　　　　　对小说类别与题材的不同理解派生出百花齐放态势
　　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对某些小说的不同类别有不同的理解，而这种不同的理解将会导致　创作的丰富多样性，从而使小说呈百花齐放、争妍斗艳的态势。这也是一种“有你也可　有我

”的互补局面，而彻底否定了那种“有我就不能有你”的互残局面。例如，新文学　和通俗文学中皆有“问题小说”之目。周作人为新文学的“问题小说”作界定时，要读　者分清“教训小说”与“问题小说”之不同。他说：“教训小说所宣传的，必是已经成　立的、过去的道德。问题小说所提倡的，必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一个　重申旧说，一个特创新例，大不相同。”(注：周作人：《中国小说中的男女问题》，　原载《每周评论》1919年2月2日。)也就是说，新文学的问题小说是要启迪读者探索未　来应该建立的、有异于封建陈规的新道德。它重在探索，当然并不一定需要有答案。这　是受易卜生的“问题剧”的影响。胡适在介绍《易卜生主义》时说：
　　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　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　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　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但是易卜生虽开了许多脉　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的组织，有种种极不相同的境地，有　种种极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纷繁，决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　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了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寻医病的药方。(注：胡适　：《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
　　这就是新文学“问题小说”的祖师的观点，也是新文学“问题小说”的创作路子。鲁　迅也写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杂文。可是他也没有开出什么药方来。他只说娜拉走后出　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堕落，一条是回来。要不堕落，也不回来，就要自己解决“经济权　”问题，可是怎么才能取得这种权柄呢，鲁迅也不知道，“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注：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这也不能算是一个答案。早期的鲁迅是与易卜生同　调的。他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　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注：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　样做起小说来》。)

《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