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选择与《黄河边的中国》（下）

败根源的认识，是很深刻的：　这些年来，河南各市、县，甚至乡镇都在搞城镇标准化建设，硬化县乡公路。前些年搞什么开发区，这对地方官员来说，实在是三全其美的事。一是给他们搞摊派集资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二是通过拆屋建房、修路收取大量回扣。三是借以显示自己的政绩。　政绩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可以说是干部向上爬升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结果为了要出政绩，官老爷想出了许多办法，害民工程就是这样屡禁不绝的。开发区和城镇标准化建设既然能够使官员一举三得，当然就成为官员的首要选择。那么，掌握干部提升大权的上级领导何以要看下级干部的“政绩”呢？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乡领导的政绩之和就是县领导的政绩，县领导的政绩合起来就是市领导的政绩，市领导的政绩合起来就是省领导的政绩……从毛泽东以来的最高当政者都好大喜功，怎么能让下面的干部不努力创造政绩呢？　在上者“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在下者“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这是河南省某些官员的一个通病。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上的老毛病。1958年大跃进，河南省的牛皮吹得最大，结果遭受的祸害也最重。如今“大跨度，超常规”的口号，又不是哪个县委书记提出来的，而是省里提出来的。据说，这个口号是从张家港那里学来的。别人是沿海港口大城市，或许有条件“大跨度，超常规”，河南是内地省份，依然以农业为主，农民刚过温饱，能稳步发展也算不错了。“大跨度，超常规”只能导致大起大落。还没有学会常规走路，就想到超常规；小步走路尚且困难，谈什么“大跨度”。上面定高指标，年产值多少，财政收入多少，引进资金多少，办乡镇企业多少，层层下压，层层加码。到时候完成不了任务，只能在数字统计上作文章，大量掺假，这个老毛病，一犯再犯，从来不吸取经验教训，这才是河南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老问题。　问题远不是一个河南省而是全国性的，所以有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共产党革命成功以后，一直把发展经济作为大任务。因为正如邓小平先生所说，经济发展不好就体现不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共产党也就丧失了统治的正当性。所以自从毛泽东以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几个懂得治理农村最好的办法是只要不折腾农民，其实这几十年农民真是被折腾苦了。经济发展应当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是政治领导人（号召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够办到的。对一个国家来说，发展经济最好的途径是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在良好机制的激励下，普通百姓都知道努力增加财富，政府的职责只是为社会提供合理的游戏规则，为社会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不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也不是强迫人民接受你“发展”经济的馊主义。　可惜的是，中国共产党从最高领导到基层的干部，都认为直接参与发展经济就是为人民作贡献，所以毛泽东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华国锋提出建设十来个大庆，邓小平提出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江泽民提出“伟大复兴”，结果是任何一任政治领导人都要提出全国的奋斗目标和口号（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政治口号的鼓动，人民就会泄了气，就不知道发展经济了），而学者门的职责则是论证该目标和口号的“科学性”，基层干部则是根据领导人提出的口号造计划、完任务，不一而足。在这种环境下，地方政府“出台一些大而无当的经济发展计划”，应当说正是中国官员的理性选择！可惜很少有官员认识到，由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根本不可能有好结果。　曹先生也认识到，使政府转变执政理念尤为重要。他说，　“　承不承认内地广大农民的分散、落后性，承不承认承包制农业经济发展的缓慢性与有限性，这对地方政府与官员来说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只有承认这两个判断，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时才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做到量力而行，做到耐心而循序渐进（P302）……近十几年，内地各级地方政府与官员在‘超常规，大跨度’的口号激励下，不断出台一些大而无当的经济发展计划”（P303）　。　其实根本问题并不是地方政府官员认识不到“经济发展的缓慢性与有限性”，而是共产党治理国家根本指导思想的失误。只有放弃“发展经济”的错误目标和任务，才是人民的大幸！　曹先生认识到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深受“自然灾害”、“地方政府之害”、“价格波动之害”，真是说出了农民的心声。对自然灾害，要全力对付它而不能埋怨老天；对价格波动之害，也要力图认识其规律而不能埋怨市场。但对于地方政府之害，只能说是执政者对人民的人为折腾。难道我们就不能端正指导思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收回地方干部折腾农民的权力（其实谁也没有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力），或者从根本上切断地方官员折腾人民的激励机制吗？ 《经济人选择与《黄河边的中国》（下）(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