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功利性与返本归真
⑤孟子透过其对人性的乐观理解要告诉人们，道德不应被视为工具，而应看作人性的内在规定；行善不是为了密谋更大的外在利益，而是实现做人的过程。因此，道德不是有助于人性的完善，也不是有益于成人的实现；道德就是人性，践行道德就是完成做人。于是，道德与人性、人生和人的存在获得内在的一致性。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陆九渊的豪言：不识一字，亦须还某堂堂做一个人。人禽之别不应从识字与否去辨认，而应从道德的有无去理解。重要的不是“行仁义”，而是“由仁义行”。人类的善行不是源自外在的功利性考量，而是人之本性自觉而自然的流露。
道德回归德性伦理，为人类的道德判断提供了有利的模式。德性伦理的优势在于通过对“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等问题的理论反思，引导人们赋予生活整体以终极性的价值诉求，并以之统一与整合人生的具体目标和生存规划。它警醒人们认识自己的生活目的，明晰人生的方向，并为实现善生活而培植内在品格，引导人们对内在品质的关注。这就有利于判断人及其行为，也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判断模式。在语义分析中，“道”在伦理学层面的含义主要是指处世做人的根本原则和基本准则，它是外在的、客观的，代表着规范。“德”的伦理含义主要是指行道后形成的内心品质，它是内在的、主观的，指涉着德性。道德意义的最终指向是具有根本性和目的性地位的“德”，“道”只是达成“德”的手段。“乡愿”受到孔子批评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无“道”。恰恰相反，从外在形式而言， “乡愿”的言行符合“道”的要求。但是，“乡愿”内心缺“德”。人们在生活世界中对人的评价不是基于对方行为是否有“道”，而是源自对方内心是否有“德”。雷锋值得道德推崇，不是其一生中偶尔的善行或善行后的功利化考量，而是善行的习惯，即“德”的心灵习性；恐怖主义分子恶的道德形象不因其偶尔的善举而跃升为有德之人。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判断的标准是行为后的内在品质。因此，“良心”的概念在伦理学上具有更令人神往的魅力。但是，道德的功利性论证可以使无“德”而有“利”的行为“合法化”。
道德回归德性伦理，使人作为实践理性的主体性地位得以凸显。道德经过他律进至自律并不是行程的结束，而是提升至自由的开始。道德的终极目的是达至自由。这是道德区别于法律和宗教等的基本特质。在自由的道德阶段，行动者依凭实践智慧，就可以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针对恰当的对象而油然生发出恰当的行为，对道德行为的选择表现出更少的被动性及更少的他律性，展现出更大的道德自由。对于行动者而言，外在功利性的规范作用已经消弭于无形，他把握了道德判断和选择的主动权，摆脱了外在功利的计算，纯粹是心灵状态在特殊境域合乎情理的自然流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①外在的规条已经失去了约束“大人”的效力，他行动的依据和理由是内心“义”的品质。一个正义的人，就会有正义的品质，表现出正义的行为；一位勇敢的人，就会有勇敢的品质，表现出勇敢的行为。这些道德上正确的行为之所以显现出来，不是对外在功利性的考量，而是来自行动者习惯性的心灵状态，即德性的状态。德性不包含人应当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具体指示，而以概括的形式说明和评价人的行为的一定方面。虽然德性不是纯粹的内在心理或意识，它与道德行为紧密相联，但德性毕竟是内化了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情感的升华，因此它对道德行为的选择，表现出更强的自主自觉性及更多的自律性。人只要具备了德性，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把握道德判断和选择的主动权，减少道德失控。
道德回归德性伦理，是作为整体性的人的回归。白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程给人类带来丰硕的成果，给文明注入新的动力的同时，亦引起了人类最大的危机。它打破了“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和凿统一，确立了“工具理性”的主导性地位，标准化、工具化、操作化、整体化和精确性的技术统治垄断了人类生活和社会事物的方方面面，并造成冰冷冷的非人化倾向；人的灵魂脱离了蒙昧却又可悲地置身于工具理性的专制之中；人类以内在精神的沉沦去换取外在物质利益的丰厚。②有学者提出，在近四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人不见了，人被遮蔽了，或沉沦了，于是人类一直不懈地在进行“找人”运动。——突破中世纪神学的禁锢，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找到了“感性的个人”；突破农业经济的樊篱，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找到了“经济人”；突破大机器时代的局限，经过科技的迅速发展，找到了“单面向的人”。但是，人的整体性迷失了。亚里士多德警醒人们，如果吹笛手或者雕刻家都有某种善作为目的，那么，如果作为整体的人没有某种目的的善，就显得比较奇怪了。在属人的善中，最高的善就是幸福。这种幸福不是经验层面的苦乐感，而是生存论角度人实现“是其所是”的活动；不是“happiness”，而是well-being。“幸福”内涵只有在目的论框架中，从人“是其所是”的整体性兴旺中，才可以理解。
三、化规范为德性
雅典时代的德性与城邦生活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城邦之外无美德”。城邦是社群的一种存在形式，生活于其间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善、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或者共同的历史传统。，正是在历史的脉络中，社群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承诺了现代德性生成的社群预设。但是，无论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十关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分，还是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社会与利益社会的辨析，主旨都是要向人们阐述了人类组织形态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后果是人们不断从人身依附中脱离出来，成为原子式的个体存在；共享的文化观念、道德规范和信仰体系被异质化的个人意见所取代，传统社会中的熟人关系变成陌生人关系；人们交往的基础由情爱、友谊和共同的传统转变为契约和法律。概言之，人类的组织形式已由社群向社会变迁。随之而来的疑问在于，如果社群不复存在，那么，德性如何可能？它蕴涵着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现代社会是否瓦解了社群；社群是否是德性生成的前提。
1．社群被瓦解了吗？社群有着不同的存在样式。它可以是血缘社群，如家庭；可以是地缘社群，如村落、邻里和城镇；可以是精神社群，如教会。桑德尔提出了工具性社群、情感性社群和构成性社群三种不同性质的社群。丹尼尔·贝尔概括了构成性社群的三种类型，包括地域性社群、记忆性社群和心理性社群。那么，这些社群都被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所瓦解了吗？
从理论上来说，社会奉行的标准是普遍主义的原则，它独立于行为者与对象身份上的特殊关系；社群奉行的准绳是特殊主义的原则，它凭借与行为者之属性的特殊关系。无论在从社群向社会转变的运动中，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发挥 《道德的功利性与返本归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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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回归德性伦理，为人类的道德判断提供了有利的模式。德性伦理的优势在于通过对“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等问题的理论反思，引导人们赋予生活整体以终极性的价值诉求，并以之统一与整合人生的具体目标和生存规划。它警醒人们认识自己的生活目的，明晰人生的方向，并为实现善生活而培植内在品格，引导人们对内在品质的关注。这就有利于判断人及其行为，也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判断模式。在语义分析中，“道”在伦理学层面的含义主要是指处世做人的根本原则和基本准则，它是外在的、客观的，代表着规范。“德”的伦理含义主要是指行道后形成的内心品质，它是内在的、主观的，指涉着德性。道德意义的最终指向是具有根本性和目的性地位的“德”，“道”只是达成“德”的手段。“乡愿”受到孔子批评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无“道”。恰恰相反，从外在形式而言， “乡愿”的言行符合“道”的要求。但是，“乡愿”内心缺“德”。人们在生活世界中对人的评价不是基于对方行为是否有“道”，而是源自对方内心是否有“德”。雷锋值得道德推崇，不是其一生中偶尔的善行或善行后的功利化考量，而是善行的习惯，即“德”的心灵习性；恐怖主义分子恶的道德形象不因其偶尔的善举而跃升为有德之人。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判断的标准是行为后的内在品质。因此，“良心”的概念在伦理学上具有更令人神往的魅力。但是，道德的功利性论证可以使无“德”而有“利”的行为“合法化”。
道德回归德性伦理，使人作为实践理性的主体性地位得以凸显。道德经过他律进至自律并不是行程的结束，而是提升至自由的开始。道德的终极目的是达至自由。这是道德区别于法律和宗教等的基本特质。在自由的道德阶段，行动者依凭实践智慧，就可以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针对恰当的对象而油然生发出恰当的行为，对道德行为的选择表现出更少的被动性及更少的他律性，展现出更大的道德自由。对于行动者而言，外在功利性的规范作用已经消弭于无形，他把握了道德判断和选择的主动权，摆脱了外在功利的计算，纯粹是心灵状态在特殊境域合乎情理的自然流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①外在的规条已经失去了约束“大人”的效力，他行动的依据和理由是内心“义”的品质。一个正义的人，就会有正义的品质，表现出正义的行为；一位勇敢的人，就会有勇敢的品质，表现出勇敢的行为。这些道德上正确的行为之所以显现出来，不是对外在功利性的考量，而是来自行动者习惯性的心灵状态，即德性的状态。德性不包含人应当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具体指示，而以概括的形式说明和评价人的行为的一定方面。虽然德性不是纯粹的内在心理或意识，它与道德行为紧密相联，但德性毕竟是内化了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情感的升华，因此它对道德行为的选择，表现出更强的自主自觉性及更多的自律性。人只要具备了德性，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把握道德判断和选择的主动权，减少道德失控。
道德回归德性伦理，是作为整体性的人的回归。白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程给人类带来丰硕的成果，给文明注入新的动力的同时，亦引起了人类最大的危机。它打破了“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和凿统一，确立了“工具理性”的主导性地位，标准化、工具化、操作化、整体化和精确性的技术统治垄断了人类生活和社会事物的方方面面，并造成冰冷冷的非人化倾向；人的灵魂脱离了蒙昧却又可悲地置身于工具理性的专制之中；人类以内在精神的沉沦去换取外在物质利益的丰厚。②有学者提出，在近四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人不见了，人被遮蔽了，或沉沦了，于是人类一直不懈地在进行“找人”运动。——突破中世纪神学的禁锢，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找到了“感性的个人”；突破农业经济的樊篱，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找到了“经济人”；突破大机器时代的局限，经过科技的迅速发展，找到了“单面向的人”。但是，人的整体性迷失了。亚里士多德警醒人们，如果吹笛手或者雕刻家都有某种善作为目的，那么，如果作为整体的人没有某种目的的善，就显得比较奇怪了。在属人的善中，最高的善就是幸福。这种幸福不是经验层面的苦乐感，而是生存论角度人实现“是其所是”的活动；不是“happiness”，而是well-being。“幸福”内涵只有在目的论框架中，从人“是其所是”的整体性兴旺中，才可以理解。
三、化规范为德性
雅典时代的德性与城邦生活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城邦之外无美德”。城邦是社群的一种存在形式，生活于其间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善、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或者共同的历史传统。，正是在历史的脉络中，社群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承诺了现代德性生成的社群预设。但是，无论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十关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分，还是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社会与利益社会的辨析，主旨都是要向人们阐述了人类组织形态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后果是人们不断从人身依附中脱离出来，成为原子式的个体存在；共享的文化观念、道德规范和信仰体系被异质化的个人意见所取代，传统社会中的熟人关系变成陌生人关系；人们交往的基础由情爱、友谊和共同的传统转变为契约和法律。概言之，人类的组织形式已由社群向社会变迁。随之而来的疑问在于，如果社群不复存在，那么，德性如何可能？它蕴涵着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现代社会是否瓦解了社群；社群是否是德性生成的前提。
1．社群被瓦解了吗？社群有着不同的存在样式。它可以是血缘社群，如家庭；可以是地缘社群，如村落、邻里和城镇；可以是精神社群，如教会。桑德尔提出了工具性社群、情感性社群和构成性社群三种不同性质的社群。丹尼尔·贝尔概括了构成性社群的三种类型，包括地域性社群、记忆性社群和心理性社群。那么，这些社群都被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所瓦解了吗？
从理论上来说，社会奉行的标准是普遍主义的原则，它独立于行为者与对象身份上的特殊关系；社群奉行的准绳是特殊主义的原则，它凭借与行为者之属性的特殊关系。无论在从社群向社会转变的运动中，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发挥 《道德的功利性与返本归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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