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功利性与返本归真
道德的功利性与返本归真
童建军 李 萍
【摘要】在经济主义成为强势话语的时代语境中，道德的外在功利性价值受到重视。它迎应了人的物质欲望，却导致道德的工具化和消解。道德的价值只有回到德性伦理的框架和视野中，才是真实的返本归真。在以经济成就为导向的当代中国社会中，需要关切对道德内在性价值的认同，化规范为德性。
【关键词】道德；功利性；内在性；返本归真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7660（2010）05 - 0041 - 06
如果说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形态中，“人为什么要讲道德”更多体现为思想家沉思的对象，那么，在被理解为终极价值理性“祛魅化”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它更是一个无法避开的实践问题。在以经济成就为导向的当代中国，人们坚守道德的理由是什么。换言之，“我为什么要讲道德”或“良心有什么用”（乡土似的疑问）?在对这个问题的诸回答中，存在着一条影响非常深远的思路，就是通过功利性效果确证道德的必要性。这种功利性又不是伦理学功利主义理论上的最大幸福原则，而是日常生活中理解的经济效益或者经济成就。
一、道德的功利性
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从外在功利性的角度论证道德的必要性是常见的思维路径。这种论证方式企图告诉人们：道德之所以值得期待，乃是因为它可以带来以经济利益为代表的外在功利性价值的获得，“利”包含在“义”之中。为此，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表述中，包括道德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基本都能够获得肯定与认同。例如在对市场运行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市场的成功运行不仅仅依靠“看不见的手”，还依靠道德和其他理念的支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市场需要某种道德情感。大卫·休谟认为合适的道德行为，或者“道德情操”、“同情心”会支持新的经济活动形式。伯克提出，除非它们获得了“先在的态度文明以及扎根于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的自然的保护原则”的支持，市场根本不会运转起来。①阿罗呼吁人们注意伦理规则，它们是补偿市场失灵的社会应策，可以被解释为提供经由价格体制所不能提供的某些商品而增进经济体制效率的合约。
强调道德的功利性因其切合了人的自然性生存需要而显得似乎富有生机和活力。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思辨还是心理学的实验，都向世界揭示了人性深处隐蔽的向己性成分和自利性的“幽暗意识”。因此，人性之善的呈现形态不是现实的性善之人，而是人性向善的可能性与人性可善的潜在性。“途之人可为禹”或“人皆可为尧舜”是儒家学说基于人性本善的美好预设而引申的合理结论，它表达的是中国式儒生们对于善良世界的乐观心态。“可”所要向人们传递的观念是：不能排除理论上的现实性，但也不能自醉于实践中的必然性。因为人的向己性和自利性的存在，在由“可”向“是”的跃迁中，必然遍布着荆棘、挑战和诱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表达了对人性“幽暗意识”的尊重。“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③由此，道德就不纯粹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能够有机地与人的本性欲求相妥帖。
道德与功利性价值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现代市场化社会对外在功利性价值的渴求心态。“现代文明以金钱为最通用的价值符号，以不同等级、不同档次的商品符号来标识人生意义。它要人们相信，你的人生没有意义，成不成功，你的个人价值是否得到实现，就看你能赚多少钱，你的消费档次、消费品位是怎样的。现代社会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引导人们的价值追求。”④在市场化了的现代中国社会中，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演化为齐美尔所批判的文明的灵魂、形式和思想的象征，成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正越来越迅速地从人们的视线中倏忽而逝。阿伦特指出，在古希腊，一定的物质条件只是保证公民不再为满足消费所累、获得参与公共活动的自由。①但是，在这里，财产的占有不再是好的生活的手段，而是生活本身。
重视道德的外在功利性价值也为道德制度化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既然无论是从人性的结构还是从现实的生活而言，人对外在的经济利益等功利性价值保持着孜孜的热情，那么，社会的管理者就有可能通过某种制度安排，使道德与经济等功利性价值的函数政治化和制度化，促使人们向善和行善。如此，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改变人们的费用结构，迫使他们在追求自利的同时，不损人；使个体理性（自利）和群体理性（公共道德）统一起来。这样，我们就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推进到了规则——法律——制度的领域。损人行为被放弃是因为它将迫使损人者付出代价，而最终损害自己的利益。对他来说，遵守规则是明智的，是有利于自己的。②所以，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形成了“制度化依赖”情结，期待通过细致的制度建设以改变影响人们考量的因素，达到催迫人心向善的良好结局。
但是，将道德必要性的基础建立在其外在功利性价值论证之上，使道德脱离了人的内在需要，隐藏着道德工具化的重大隐忧。道德成为经济的工具，成为人们不断满足新的欲望的手段。人皆有追求物欲满足的权利，但不能违背道德的要求。这不是源于价值上的等级排列和优先次序，而是因为遵循道德可以使人获得更充足物欲的满足。道德不应被理解为对经济的限制，而必须被解读为对经济的满足；道德不应被看作是对物欲的抑制，而应该被视为满足物欲之必需。于是，人们就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找到了践行道德的动机，从当代少数经济学家的论述中发现了行善的理由。道德的重要性地位来自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引擎，来自对市场经济失灵的有效应策，来自对交易双方合约费用的降低和收益的提高。总之，道德的地位必须通过对经济成就的承诺才能获得。在这种逻辑之后隐藏的可怕结论是：如果道德无助于经济的获得，那么，它就是徒劳无益的。所以，良心并不必然就是珍贵的，它必须遭受经济算计上的拷问：“良心到底值几个钱？”当道德在现代化场景中被冠以资本的美誉时，它就不可避免地承受着被工具化的命运。因此，“道德资本”是个动听的称呼，也会是个美丽的陷阱。
道德功利化的思维方式将导致道德的消解或沉沦。如果道德与经济之间的关联确实坚实不移，或者即使这种关联只 《道德的功利性与返本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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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建军 李 萍
【摘要】在经济主义成为强势话语的时代语境中，道德的外在功利性价值受到重视。它迎应了人的物质欲望，却导致道德的工具化和消解。道德的价值只有回到德性伦理的框架和视野中，才是真实的返本归真。在以经济成就为导向的当代中国社会中，需要关切对道德内在性价值的认同，化规范为德性。
【关键词】道德；功利性；内在性；返本归真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 7660（2010）05 - 0041 - 06
如果说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形态中，“人为什么要讲道德”更多体现为思想家沉思的对象，那么，在被理解为终极价值理性“祛魅化”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它更是一个无法避开的实践问题。在以经济成就为导向的当代中国，人们坚守道德的理由是什么。换言之，“我为什么要讲道德”或“良心有什么用”（乡土似的疑问）?在对这个问题的诸回答中，存在着一条影响非常深远的思路，就是通过功利性效果确证道德的必要性。这种功利性又不是伦理学功利主义理论上的最大幸福原则，而是日常生活中理解的经济效益或者经济成就。
一、道德的功利性
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从外在功利性的角度论证道德的必要性是常见的思维路径。这种论证方式企图告诉人们：道德之所以值得期待，乃是因为它可以带来以经济利益为代表的外在功利性价值的获得，“利”包含在“义”之中。为此，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表述中，包括道德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基本都能够获得肯定与认同。例如在对市场运行的认识上，他们认为市场的成功运行不仅仅依靠“看不见的手”，还依靠道德和其他理念的支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市场需要某种道德情感。大卫·休谟认为合适的道德行为，或者“道德情操”、“同情心”会支持新的经济活动形式。伯克提出，除非它们获得了“先在的态度文明以及扎根于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的自然的保护原则”的支持，市场根本不会运转起来。①阿罗呼吁人们注意伦理规则，它们是补偿市场失灵的社会应策，可以被解释为提供经由价格体制所不能提供的某些商品而增进经济体制效率的合约。
强调道德的功利性因其切合了人的自然性生存需要而显得似乎富有生机和活力。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思辨还是心理学的实验，都向世界揭示了人性深处隐蔽的向己性成分和自利性的“幽暗意识”。因此，人性之善的呈现形态不是现实的性善之人，而是人性向善的可能性与人性可善的潜在性。“途之人可为禹”或“人皆可为尧舜”是儒家学说基于人性本善的美好预设而引申的合理结论，它表达的是中国式儒生们对于善良世界的乐观心态。“可”所要向人们传递的观念是：不能排除理论上的现实性，但也不能自醉于实践中的必然性。因为人的向己性和自利性的存在，在由“可”向“是”的跃迁中，必然遍布着荆棘、挑战和诱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表达了对人性“幽暗意识”的尊重。“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③由此，道德就不纯粹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能够有机地与人的本性欲求相妥帖。
道德与功利性价值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现代市场化社会对外在功利性价值的渴求心态。“现代文明以金钱为最通用的价值符号，以不同等级、不同档次的商品符号来标识人生意义。它要人们相信，你的人生没有意义，成不成功，你的个人价值是否得到实现，就看你能赚多少钱，你的消费档次、消费品位是怎样的。现代社会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引导人们的价值追求。”④在市场化了的现代中国社会中，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演化为齐美尔所批判的文明的灵魂、形式和思想的象征，成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正越来越迅速地从人们的视线中倏忽而逝。阿伦特指出，在古希腊，一定的物质条件只是保证公民不再为满足消费所累、获得参与公共活动的自由。①但是，在这里，财产的占有不再是好的生活的手段，而是生活本身。
重视道德的外在功利性价值也为道德制度化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既然无论是从人性的结构还是从现实的生活而言，人对外在的经济利益等功利性价值保持着孜孜的热情，那么，社会的管理者就有可能通过某种制度安排，使道德与经济等功利性价值的函数政治化和制度化，促使人们向善和行善。如此，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改变人们的费用结构，迫使他们在追求自利的同时，不损人；使个体理性（自利）和群体理性（公共道德）统一起来。这样，我们就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推进到了规则——法律——制度的领域。损人行为被放弃是因为它将迫使损人者付出代价，而最终损害自己的利益。对他来说，遵守规则是明智的，是有利于自己的。②所以，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形成了“制度化依赖”情结，期待通过细致的制度建设以改变影响人们考量的因素，达到催迫人心向善的良好结局。
但是，将道德必要性的基础建立在其外在功利性价值论证之上，使道德脱离了人的内在需要，隐藏着道德工具化的重大隐忧。道德成为经济的工具，成为人们不断满足新的欲望的手段。人皆有追求物欲满足的权利，但不能违背道德的要求。这不是源于价值上的等级排列和优先次序，而是因为遵循道德可以使人获得更充足物欲的满足。道德不应被理解为对经济的限制，而必须被解读为对经济的满足；道德不应被看作是对物欲的抑制，而应该被视为满足物欲之必需。于是，人们就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找到了践行道德的动机，从当代少数经济学家的论述中发现了行善的理由。道德的重要性地位来自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引擎，来自对市场经济失灵的有效应策，来自对交易双方合约费用的降低和收益的提高。总之，道德的地位必须通过对经济成就的承诺才能获得。在这种逻辑之后隐藏的可怕结论是：如果道德无助于经济的获得，那么，它就是徒劳无益的。所以，良心并不必然就是珍贵的，它必须遭受经济算计上的拷问：“良心到底值几个钱？”当道德在现代化场景中被冠以资本的美誉时，它就不可避免地承受着被工具化的命运。因此，“道德资本”是个动听的称呼，也会是个美丽的陷阱。
道德功利化的思维方式将导致道德的消解或沉沦。如果道德与经济之间的关联确实坚实不移，或者即使这种关联只 《道德的功利性与返本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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