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正确阐释与理论创新
（包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各部门）”⑦。
针对当时有人认为“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老一套’，‘没有新东西’，表现了‘中国哲学界的贫困’的论调”，杨献珍于1955年5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的重要文章，首次提出了这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具有基础性、创新性的理论命题。他指出：“这个哲学上最基本的问题，直到现在并没有陈旧，将来也不会陈旧。谁若企图在这个哲学上最基本的问题上标新立异，有所‘发明’、‘创造’，谁就非掉到唯心主义的泥坑不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中，很少有人在理论上主张唯心主义，谁也都是在口头上承认唯物主义，可是许多人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不是按照唯物主义的原则办事情，而是按照唯心主义的原则办事情。”⑧由于在思想上没有经受严格的唯物主义锻炼，因而不能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不自觉地陷入唯心主义。因此，必须使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原理，在工作中自觉地克服主观主义，按照唯物主义原则办事。
杨献珍反复强调，“在任何工作中，都要遵循唯物主义的原理，求得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这是工作成功的关键。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这就是说，在每个具体问题的认识上都要求主观正确反映客观，主观和客观相一致，这样就不会有主观主义了”⑨。他将哲学基本问题上升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真正严肃地对待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运用到所考察的一切知识领域里面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的表现”。他还创造性地提出“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的命题，并强调：“把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彻底运用到我们的一切工作部门，这就是我们党性的表现。”⑩党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党性本身也必然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党的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必须学会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精神武器”来指导工作。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进程，很少有人像杨献珍那样，把哲学基本问题原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党性的高度阐释得如此透彻、精辟、科学，且具有理论创新精神。
三、强调马克思主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原理，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红线与精髓
杨献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不断深化。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大文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一文中指出：“‘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根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两条纲领。存在第一性，就是‘从实际出发’的理论根据；思维第二性，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就是‘实事求是’的理论根据。”要使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在理论上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使自己的思想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从而做到实事求是。杨献珍用大众化、通俗化的话语，透彻、精准地阐释了“实事求是”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在逻辑联系；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精髓”，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
杨献珍高度评价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作的重要理论贡献，认为毛泽东同志是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它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人。他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用于观察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把‘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与革命实践紧紧结合起来，提出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和精髓，也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毛泽东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解决中国具体问题中得出的独创性的结论，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杨献珍强调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文选》充满了唯物主义的大无畏精神，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了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坚持共产党人党性的典范。实事求是，是贯穿《邓小平文选》的红线，也是《邓小平文选》的精髓。
历史雄辩地证明，当我们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重大的基本的问题”，能够予以科学地理解、阐释、创新之时，就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向前进，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就，反之则必然遭遇挫折。这是事关中国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决不是可有可无，也永远不会陈旧。
曾经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领军人物之一的杨献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良多，但最为突出的则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哲学基本问题、最高问题的正确阐释与创新，而且始终坚持“虽九死而犹未悔”。在当下不仅能彰显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而且能为我们抵制“哲学基本问题过时论”提供理论范式与思想启迪。
注释：
①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278、297页。
②③④⑤⑦⑧⑨⑩《杨献珍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7－491、519－520、529、517、377、373－375、392、377－378页。
《杨献珍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239、390页。
作者简介：杨洪林，男，1950年生，湖北郧西人，武汉纺织大学教授，湖北武汉，430073；杨直，男，1954年生，湖北郧县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杨献珍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正确阐释与理论创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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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时有人认为“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老一套’，‘没有新东西’，表现了‘中国哲学界的贫困’的论调”，杨献珍于1955年5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的重要文章，首次提出了这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中具有基础性、创新性的理论命题。他指出：“这个哲学上最基本的问题，直到现在并没有陈旧，将来也不会陈旧。谁若企图在这个哲学上最基本的问题上标新立异，有所‘发明’、‘创造’，谁就非掉到唯心主义的泥坑不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中，很少有人在理论上主张唯心主义，谁也都是在口头上承认唯物主义，可是许多人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不是按照唯物主义的原则办事情，而是按照唯心主义的原则办事情。”⑧由于在思想上没有经受严格的唯物主义锻炼，因而不能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不自觉地陷入唯心主义。因此，必须使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原理，在工作中自觉地克服主观主义，按照唯物主义原则办事。
杨献珍反复强调，“在任何工作中，都要遵循唯物主义的原理，求得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这是工作成功的关键。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这就是说，在每个具体问题的认识上都要求主观正确反映客观，主观和客观相一致，这样就不会有主观主义了”⑨。他将哲学基本问题上升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真正严肃地对待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运用到所考察的一切知识领域里面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的表现”。他还创造性地提出“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一切实际工作中的基本问题”的命题，并强调：“把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彻底运用到我们的一切工作部门，这就是我们党性的表现。”⑩党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党性本身也必然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党的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必须学会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精神武器”来指导工作。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进程，很少有人像杨献珍那样，把哲学基本问题原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党性的高度阐释得如此透彻、精辟、科学，且具有理论创新精神。
三、强调马克思主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原理，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红线与精髓
杨献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不断深化。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大文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一文中指出：“‘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根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两条纲领。存在第一性，就是‘从实际出发’的理论根据；思维第二性，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就是‘实事求是’的理论根据。”要使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在理论上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使自己的思想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从而做到实事求是。杨献珍用大众化、通俗化的话语，透彻、精准地阐释了“实事求是”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在逻辑联系；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精髓”，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
杨献珍高度评价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作的重要理论贡献，认为毛泽东同志是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它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人。他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用于观察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把‘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与革命实践紧紧结合起来，提出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同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和精髓，也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毛泽东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解决中国具体问题中得出的独创性的结论，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杨献珍强调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文选》充满了唯物主义的大无畏精神，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了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坚持共产党人党性的典范。实事求是，是贯穿《邓小平文选》的红线，也是《邓小平文选》的精髓。
历史雄辩地证明，当我们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重大的基本的问题”，能够予以科学地理解、阐释、创新之时，就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向前进，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就，反之则必然遭遇挫折。这是事关中国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决不是可有可无，也永远不会陈旧。
曾经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领军人物之一的杨献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良多，但最为突出的则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哲学基本问题、最高问题的正确阐释与创新，而且始终坚持“虽九死而犹未悔”。在当下不仅能彰显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而且能为我们抵制“哲学基本问题过时论”提供理论范式与思想启迪。
注释：
①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278、297页。
②③④⑤⑦⑧⑨⑩《杨献珍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7－491、519－520、529、517、377、373－375、392、377－378页。
《杨献珍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239、390页。
作者简介：杨洪林，男，1950年生，湖北郧西人，武汉纺织大学教授，湖北武汉，430073；杨直，男，1954年生，湖北郧县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杨献珍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正确阐释与理论创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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