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和虚无主义
象，到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哲学的殿堂，并成为方兴未艾、来势凶猛且涵盖广泛的思潮，法则、实在、真理、真实、善、普遍性等都失去了其神圣的色彩而受到无情的嘲讽，无意义似乎成为了唯一可确定的“意义”。
无论西方东方，都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出场，那就是现代性。现代性遭遇虚无主义，现代性将西方文化引向了文化和道德的相对主义乃至最终和最彻底的虚无主义，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危机的实质是虚无主义的盛行。在此之前，无论西方东方，人都在一种稳定的价值依托中。每一个时代都有纠缠自身的整体灵魂的基本问题，纠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虚无主义。一些人为推进虚无主义呕心沥血，如叔本华、尼采、萨特、加缪、海德格尔等；同样，也有一些人为阻止虚无主义的蔓延而呕心沥血，如康德、齐克果、舍勒、施特劳斯等。现代性敲响了自由与科学的钟声，同时也开启了哲学上的“潘多拉魔盒”：虚无主义。现代生活的虚无主叉，也就是韦伯所谓的现代社会的“意义丧失”或“除魅”，其根源就在于这种形式化的工具理性对世界和人生终极意义的瓦解。自主自足的“自由”先把人连根拔起，置于虚无之中，然后试图在虚无中再建家园。韦伯为调和理性化与自由间的张力所开启的这扇门实际通向一个巨大的虚无主义的“深渊( abyss)”，透过这个嫌隙，现代性的所有乖张都潜入了官僚制的实践。
在欧洲思想史上，尼采明确而深入地论述了虚无主义。尼采的“上帝死了”揭露了西方虚无主义的事实，虚无主义是对最高价值和理想的废黜。列斐伏尔与尼采关于虚无主义和现代性的思想有着明显的联系，列斐伏尔指出，“如果严肃对待尼采的理论，我们已深处虚无主义之中，也已看到出路、敞开和再生，我们要把虚无主义抛在哲学家、伦理学家和美学家开始考虑它之后。虚无主义被我们为对抗它所筑的堤坝既遮掩着又展示着。因不见容于充分意识，虚无主义转成一种纯化的力量。它是彻底的考验，是投胎于语言、历史、意识和实践中的悲剧净化，是另一种未来的先驱。”①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意指跨越几个世纪的现代性形成的文化与历史过程，整个西方现代文化与历史的运动都属于一种虚无主义。尼采用“虚无主义”一词所把握与刻画的，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尼采还进一步把虚无主义分为两种：积极的虚无主义——重新对价值的构建；消极的虚无主义——自甘衰败。“虚无主义它有双重的含义：A．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提高的象征：积极的虚无主义。B．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的下降和没落：消极的虚无主义。”②“积极的虚无主义”是尼采肯定与赞扬的，它能够帮助精神的力量得到迅速的提升，能够作为巨大的破坏力实现精神力量的最大值，“可以作为强力的象征”③。尼采称自己的虚无主义为积极的虚无主义，称自己为“欧洲第一个完美的虚无主义者。”尼采的积极的虚无主义与以往消极的虚无主义的不同在于，它是以“重估以往一切价值”为鹄的，要以“铁锤”般的猛力来粉碎以往的所有价值规定，并以“超人”的气势造就全新的价值。“消极的虚无主义”亦即“疲惫的虚无主义”是尼采批判的，它代表着现代的悲观与颓废精神，因此尼采也用“悲观主义”来称呼它④，它的根本特征在于瓦解各种价值与目的，使它们陷于纷争不已的状态，并最终分崩离析，从而导致精神力量的下降、没落乃至衰竭。尼采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定位为消极的虚无主义，尼采说： “虚无主义只是生理颓废的表现。”尼采曾经从哲学的意义上给消极的虚无主义做出这样的解释： “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⑥在尼采看来，随着旧的信仰及其道德所造成的生命本能的衰竭和信仰沦丧所造成的精神空虚，现代人一方面普遍缺乏信仰，另一方面消极颓废，这是一种典型的作为消极虚无主义的时代病。尼采最早把欧洲思想的病症诊断为虚无主义，将现代虚无主义归结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上帝的死亡。而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上帝是最高价值，“上帝已死”就构成传统的虚无主义的本质特征。尼采敏锐地注意到人类的心理特点：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对绝对信仰的狂喜到觉醒以后的痛苦。尼采把虚无主义的到来作为现代的典型特征，攻击虚无主义是现时代的真正病灶，认为它是促进新的世俗价值更高类型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尼采预言了虚无主义的到来，洞察了虚无主义是“一切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是理性主义的极致。尼采将虚无主义的原因归结为“高等的种类”的缺乏，归结为基督教上帝所代表的最高价值的瓦解，构成现代性核心的现代灵魂是虚无主义的、颓废的精神，现代精神本质上是虚无主义，现代性即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虚无主义发生于最高的价值贬值之时，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最高的价值丧失了，那就“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一切都是相对的。在精神偶像被人类自己的“铁锤”砸死之后，人可以肆意妄为，无事不可做，无恶不可为。尼采力图扭转时代的精神状态，使它立足于生命意志的根基上，并借此改变时代的价值观念。尼采以敏锐的眼光觉察到了时代危机，失去了信仰的现代人总是想急切地投身于纷繁的世俗生活中，现代人总是处于一种无谓的紧张和忙碌之中，“长久以来，因为一种按年代增长的紧张状态的折磨和动荡，我们整个欧洲的文化犹如大难临头，狂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像一条河流一心奔向尽头，不复沉思，且害怕沉思；勤勉的劳作，连吃饭都拿着钟表，人们时刻盯着商业信息，生命的神圣性在匆忙的奔波中，被忘得一千二净。这种现代式的匆忙原是失去信仰者精神空虚的表现，反过来又加剧了无信仰的状态。”⑦随着上帝之死，现代人既失去了旧信仰又无力创造新信仰，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灵魂陷入了无归宿的虚无主义境地。在尼采看来，现代处在双重的虚无主义阴影之下，一方面，上帝死了，信仰危机笼罩在欧洲上空；另一方面，上帝又死得不彻底，他的影子即理性和传统道德还在继续反对生命本能，导致现代人精神的空虚和本能的衰竭交互作用。尼采触及到了时代危机的深层内涵，这种危机具体表现为内在的紧张与外在的匆忙、个性的丧失与灵魂的平庸等。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更深地卷入了虚无主义之中。
对现代性的反省首先是对其文化精神和价值观的反省，即对现代性所蕴含的价值尺度、价值秩序和价值基础的反省：现代性究竟包含着何种价值内涵？其合理性和内在的弊端是什么？当代人类的价值选择究竟如何承受、应对和超越现代性价值及其后果？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最为重大的无疑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挑战。现代性所带来的世俗化进程带来了科学技术等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理性化程度的空前提升，但如同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它同时导致了“诸神的消失”，使得“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的命运”①。 《现代性和虚无主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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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西方东方，都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出场，那就是现代性。现代性遭遇虚无主义，现代性将西方文化引向了文化和道德的相对主义乃至最终和最彻底的虚无主义，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危机的实质是虚无主义的盛行。在此之前，无论西方东方，人都在一种稳定的价值依托中。每一个时代都有纠缠自身的整体灵魂的基本问题，纠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虚无主义。一些人为推进虚无主义呕心沥血，如叔本华、尼采、萨特、加缪、海德格尔等；同样，也有一些人为阻止虚无主义的蔓延而呕心沥血，如康德、齐克果、舍勒、施特劳斯等。现代性敲响了自由与科学的钟声，同时也开启了哲学上的“潘多拉魔盒”：虚无主义。现代生活的虚无主叉，也就是韦伯所谓的现代社会的“意义丧失”或“除魅”，其根源就在于这种形式化的工具理性对世界和人生终极意义的瓦解。自主自足的“自由”先把人连根拔起，置于虚无之中，然后试图在虚无中再建家园。韦伯为调和理性化与自由间的张力所开启的这扇门实际通向一个巨大的虚无主义的“深渊( abyss)”，透过这个嫌隙，现代性的所有乖张都潜入了官僚制的实践。
在欧洲思想史上，尼采明确而深入地论述了虚无主义。尼采的“上帝死了”揭露了西方虚无主义的事实，虚无主义是对最高价值和理想的废黜。列斐伏尔与尼采关于虚无主义和现代性的思想有着明显的联系，列斐伏尔指出，“如果严肃对待尼采的理论，我们已深处虚无主义之中，也已看到出路、敞开和再生，我们要把虚无主义抛在哲学家、伦理学家和美学家开始考虑它之后。虚无主义被我们为对抗它所筑的堤坝既遮掩着又展示着。因不见容于充分意识，虚无主义转成一种纯化的力量。它是彻底的考验，是投胎于语言、历史、意识和实践中的悲剧净化，是另一种未来的先驱。”①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意指跨越几个世纪的现代性形成的文化与历史过程，整个西方现代文化与历史的运动都属于一种虚无主义。尼采用“虚无主义”一词所把握与刻画的，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尼采还进一步把虚无主义分为两种：积极的虚无主义——重新对价值的构建；消极的虚无主义——自甘衰败。“虚无主义它有双重的含义：A．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提高的象征：积极的虚无主义。B．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的下降和没落：消极的虚无主义。”②“积极的虚无主义”是尼采肯定与赞扬的，它能够帮助精神的力量得到迅速的提升，能够作为巨大的破坏力实现精神力量的最大值，“可以作为强力的象征”③。尼采称自己的虚无主义为积极的虚无主义，称自己为“欧洲第一个完美的虚无主义者。”尼采的积极的虚无主义与以往消极的虚无主义的不同在于，它是以“重估以往一切价值”为鹄的，要以“铁锤”般的猛力来粉碎以往的所有价值规定，并以“超人”的气势造就全新的价值。“消极的虚无主义”亦即“疲惫的虚无主义”是尼采批判的，它代表着现代的悲观与颓废精神，因此尼采也用“悲观主义”来称呼它④，它的根本特征在于瓦解各种价值与目的，使它们陷于纷争不已的状态，并最终分崩离析，从而导致精神力量的下降、没落乃至衰竭。尼采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定位为消极的虚无主义，尼采说： “虚无主义只是生理颓废的表现。”尼采曾经从哲学的意义上给消极的虚无主义做出这样的解释： “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⑥在尼采看来，随着旧的信仰及其道德所造成的生命本能的衰竭和信仰沦丧所造成的精神空虚，现代人一方面普遍缺乏信仰，另一方面消极颓废，这是一种典型的作为消极虚无主义的时代病。尼采最早把欧洲思想的病症诊断为虚无主义，将现代虚无主义归结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上帝的死亡。而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上帝是最高价值，“上帝已死”就构成传统的虚无主义的本质特征。尼采敏锐地注意到人类的心理特点：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对绝对信仰的狂喜到觉醒以后的痛苦。尼采把虚无主义的到来作为现代的典型特征，攻击虚无主义是现时代的真正病灶，认为它是促进新的世俗价值更高类型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尼采预言了虚无主义的到来，洞察了虚无主义是“一切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是理性主义的极致。尼采将虚无主义的原因归结为“高等的种类”的缺乏，归结为基督教上帝所代表的最高价值的瓦解，构成现代性核心的现代灵魂是虚无主义的、颓废的精神，现代精神本质上是虚无主义，现代性即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虚无主义发生于最高的价值贬值之时，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最高的价值丧失了，那就“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一切都是相对的。在精神偶像被人类自己的“铁锤”砸死之后，人可以肆意妄为，无事不可做，无恶不可为。尼采力图扭转时代的精神状态，使它立足于生命意志的根基上，并借此改变时代的价值观念。尼采以敏锐的眼光觉察到了时代危机，失去了信仰的现代人总是想急切地投身于纷繁的世俗生活中，现代人总是处于一种无谓的紧张和忙碌之中，“长久以来，因为一种按年代增长的紧张状态的折磨和动荡，我们整个欧洲的文化犹如大难临头，狂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像一条河流一心奔向尽头，不复沉思，且害怕沉思；勤勉的劳作，连吃饭都拿着钟表，人们时刻盯着商业信息，生命的神圣性在匆忙的奔波中，被忘得一千二净。这种现代式的匆忙原是失去信仰者精神空虚的表现，反过来又加剧了无信仰的状态。”⑦随着上帝之死，现代人既失去了旧信仰又无力创造新信仰，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灵魂陷入了无归宿的虚无主义境地。在尼采看来，现代处在双重的虚无主义阴影之下，一方面，上帝死了，信仰危机笼罩在欧洲上空；另一方面，上帝又死得不彻底，他的影子即理性和传统道德还在继续反对生命本能，导致现代人精神的空虚和本能的衰竭交互作用。尼采触及到了时代危机的深层内涵，这种危机具体表现为内在的紧张与外在的匆忙、个性的丧失与灵魂的平庸等。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更深地卷入了虚无主义之中。
对现代性的反省首先是对其文化精神和价值观的反省，即对现代性所蕴含的价值尺度、价值秩序和价值基础的反省：现代性究竟包含着何种价值内涵？其合理性和内在的弊端是什么？当代人类的价值选择究竟如何承受、应对和超越现代性价值及其后果？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最为重大的无疑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挑战。现代性所带来的世俗化进程带来了科学技术等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理性化程度的空前提升，但如同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它同时导致了“诸神的消失”，使得“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的命运”①。 《现代性和虚无主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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