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传播学的发展与贡献:克里斯汀.菲奇博士访谈录

ric）（研究媒介文化的一位同事）提出文化就是人们有偿生产的某种东西时，如果我的思想还停留在五年以前，我将一点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这种关于文化的观念已远离海默思的语言社区的概念。我的意思是也许它们最终并不能完全分离，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差异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大。五年后，我理解了他的意思，理解了那就是“文化”一词的另一种意义。当乔安娜（Joanna）（研究修辞文化的一位同事）和我一起讨论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时，她说文化显然是传播实践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完全赞同她的观点。于是在那个层面上，我们研究文化，是在研究同一个东西。所不同的是她研究墨西哥的无线电广播史，我研究哥伦比亚和其他地区的称呼和人际关系。我的工作的出发点是，我观察在公众谈话和私人谈话交叉时会发生什么。我不会只考察人们在面对面交谈及在每天持续进行的面对面互动中所发生的那些事。
问：但是您很肯定民族志传播学会非常有前途。
答：我相信它会的，为什么不呢？
问：好的，下一个问题是有关于民族志传播学作为一种方法。将民族志传播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其它方法比较，你认为它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各是什么？
答：民族志传播学的优点是它具有格尔兹（Geertz）所说的厚描述的能力。这样可以获得真实的、微妙的、隐含层面上的意义。我认为交谈民族志是一种系统的调查方法。交谈民族志作为一种概念框架，能引导你对社会体系中人类使用象征性符号的现象进行非常细致的观察。这是一套功能丰富的研究方法。你可以用它来研究多种环境中的传播行为。至于它的不足之处，当你想用一种研究方法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时，民族志不会让你很快达到目标。我并不是说它完全不能让你达到目标，因为在交谈民族志中有一部分理论是在文化案例之间进行比较，人们已经在文化案例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就交流行为得出了广泛的概括性论述。虽然布朗（Brown）和莱文森（Levinson）的礼貌理论(politeness theory)通常不属于民族志范畴，但是它好象和民族志学者所制定的归纳比较法是相同的。这些就是礼貌理论对我们理解面子问题（face-work）和互动的有用之处。我想民族志可以对我们理解传播大有裨益。
问：您认为民族志传播学可以应用到其他领域吗？
答：当然，它可以被应用到法律中。
问：民族志传播学将如何有益于传播学研究呢？
答：它帮助传播学学者理解他们的理论是如何受到文化的制约的。比如，许多人处在人际传播中，他们说这是自我展现(self-disclosure)在起作用,但他们所了解的自我展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美国的中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上，这种文化对自我展现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评判，但在世界的其他文化中就并不见得如此。

   
民族志传播学的发展与贡献:克里斯汀.菲奇博士访谈录(第3页) 　
问：最后一个问题。民族志传播学对于中国传播学学者来说，是一种比较陌生的东西。如果我们想向中国传播学界介绍民族志传播学，您将给一些什么忠告呢？中国传播学学者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这种理论？
答：我想用塔马·卡却作为范本。这个人研究了她自己的文化，并且告诉了世界关于以色列人的传播的许多事情。以色列，由于它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全世界都对它有广泛的兴趣。中国也由于某些原因引起世界各国的兴趣。但与以色列不同，我想存在多种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美国人有时会说：“哦，就像日本人那样。”这时我们完全了解他们的意思，但是中国人与之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中国人中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学者要明白，这个世界真正需要了解的是中国人每天的生活、生存和那些中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传播学普遍理论的贡献是要通过对本土传播行为和象征性符号资源进行细致的研究达到的。我可以给你举个相反的观点。在美国有一本书名叫《野天鹅》（Wild Swans），是一位中国女性写的。我相信她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居住在美国，已有很多年了。她通过描述她祖母、母亲和她自己的生活来叙述中国历史。这本书在美国受到广泛欢迎，许多人带着浓厚的兴趣阅读它。在我看来，她可能接受过民族志的训练，因为对于从19世纪70、8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这段时期的历史她能说出很多有趣的事情。很明显这是一段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历史，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渐进的变化。1949年就是一个明确分界点，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都改变了。在她叙述的百年之中，这种关键性的变化发生过两三次。然而，她并没有解释文化的成分。她说：“这是政府和政治制度。”她有一双善于获取信息的眼睛，但却不是不带偏见的眼睛。她的一个具有强烈偏见的观点是，这里存在着政府和政治制度，这儿一天又一天地经历了许多巨大的变化，然后这些变化影响了其民众的日常生活。在这段时期内，一些为人父母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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