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传播学的发展与贡献:克里斯汀.菲奇博士访谈录

分子被送往农村去改造，孩子们住在学校中。家庭相对于国家而言是被摆在第二位的。但她并没有描述文化的影响，她没有指出经过了这一代人，中国人通过这种方式理解了家庭。她也不了解或不关注家庭或社区的观念，这有部分原因在于她真的很想说政府太糟糕了，完全是政府造成了这一切。她有一套很明确的政治议程，但她不是在做传播学研究。她是在通过一种写自传的方式，用一种会使她出名和富有的畅销书方式进行政治批判，并且她选择进行政治批判的主要原因，可能正是在于交谈民族志永远不会使人富有和出名。不过，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就可能仅仅局限于《野天鹅》了。正因为这样，中国学者显然还有许多细致的工作要做。
问：这个例子恰好是一项历史研究。交谈民族志能用来进行历史研究吗？
答：民族志的语境应当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化的。我们和格里·菲利普森在一起从事研究，但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既在历史又在文化的情境中来进行研究，菲利普森也没有强调交谈民族志中的历史因素。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让你去上凯瑟琳（Kathleen）的历史编纂学，我们希望你与下几代交谈民族志学者所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能够提出更加历史语境化了的文化观点。
问：如何进行这项工作，我的意思是通过分析过去的文献吗？
答：《野天鹅》是研究口述历史的一个有用的范例。假如你去北京的一个邻里小区，并且说你觉得这里存在的邻里关系类似于Teamsterville的类型。这是一种特别的邻里关系，你可以看着它从这里开始，在这里结束。于是你将在这个邻里小区呆上几年，从事《野天鹅》作者所作的那种口述历史的研究工作。你可以从这样一点出发，假定存在档案记录，理想状况当然是确实存在一些档案记录，这样你就可以说，这儿所有70－90岁的人都在告诉你有关那个年代下放的故事。文献资料通常是告诉你它们认为这是什么，而作为一个民族志学者，你必须要处理好这样一种三角关系，即你所观察到的人们的行为，访谈过程中人们所告诉你的故事，以及你所收集到的文献数据。就像你我现在交谈的内容可能超出了你所关心和记录的内容。比如，我们拿“同志”这个词来看其用法的历史变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用法，你也许根本没听说过。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之后，它有了特殊的意义。但是最近，它又被赋予了其他的含义。因此，追踪说话的特别方式，在这个案例中，它是一个称呼语，追踪其历史的演变，倾听人们在什么时候使用它，人们对于它谈论些什么，用什么方式谈论它，这个名词一般说来涉及到什么社会关系，以及在政治和经济都在发生变化的这段时期，这个名词所涉及到的人。这就是置身于历史语境中时行交谈民族志研究的一个小例子。
问：非常感谢您能抽空做这次访谈。我们相信民族志传播学在中国也会很快地发展起来，到那时一定会有更多的中国学者来和您进行交流。再一次表示感谢。

   
民族志传播学的发展与贡献:克里斯汀.菲奇博士访谈录(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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