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小资产阶级宣言

一个幽灵，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和世界徘徊。

为什么?因为在世界各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和思想动力，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幻灭也在日渐滋长.

中国当前的制度安排不容易理解,而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来看却能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来。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不应使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地位永久化，于是小资产阶级普遍化似乎成了未来的希望(注1)。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改革和转变现存的金融市场体制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建立“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传统,其中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有蒲鲁东、拉萨尔、J.S.穆勒、西尔沃·格塞尔、费尔南·布劳代尔、詹姆士·米德、詹姆士·乔伊斯,费孝通和罗伯特·昂格尔。毛泽东也在潜意识中深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影响.

本文所用的”小资产阶级”一词包括农民,这是与国内目前流行的　“中产阶级”的不同处.　但我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可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中国革命和建设,　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政策，实际上包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创新，但至今未能予以正面的理论解释．

蒲鲁东和中国的土地所有制

洛克认为“土地私有制起源于优先占有”。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向洛克的理论提出挑战，强调人口的增长使得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私有土地财产。蒲鲁东说：“从生存的实际看来，每一个人都有占有的权利。为了生活，他必须具有用于耕作的、据此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因为占有者的数量是随着出生和死亡情况而不断变化的，它遵循以下规律：每个劳动者可能要求的生产资料的数量随着占有者的数量而变化。因此，占有始终是从属于人口的。最后，因为占有物从未保持固定，占有物从来就不可能变成财产……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占有的权利。占有的数量并不依据个人的意志，而是依据空间和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而定，故财产不可能存在(注2)。”

蒲鲁东的意思是，如果土地私有制意味着所有者的无限期控制，那么它和人口的变化是矛盾的。因此，土地私有制，如果理解为适用于每个人的普遍权利(注3)，是不可能存在的(注4)。换句话说　私人土地所有意味着部分所有者对其无限期的控制，那么它就不能适应人口的变化，也因此私人土地所有就不可能成为每个人的普遍权利。如果私人土地所有制适应人口的变化，它就不是所有者无限期控制意义上的私有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今天的土地所有制证明了蒲鲁东的这个洞察力。

中国农村的土地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个人所有，而是村庄集体所有。现行的制度可以称之为农业土地租赁（30年）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一个家庭得到多少租赁的土地，这是和家庭的人口数量一致的。村庄的每个成员，不管年龄和性别，都可以分得相等的土地。土地由村民委员会(注5)租给家庭，在80年代早期租期是5年，1984年延长到15年，1993年延长到30年。因为家庭的人口随着时间过去，婚嫁的进进出出，出生和死亡，而不断变化，村民通常每3年对土地的租期进行小的调整，每5年进行大的调整。

相当一部分西方左翼人士错误地认为中国在放弃人民公社以后，“农村”已经“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中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是一种蒲鲁东式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并带有它的希望和内在矛盾．

我国目前正在加紧研究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试图在巩固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促进规模经营,加速城市化.　这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伟大实验.因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核心理想之一就是在不剥夺农民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化大生产.　这也是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正统农业观的突破.

由于马克思误认为英国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的明天，他断定产业无产阶级将日益成为人口的大多数。但考茨基１８９９年写作《农业问题》一书时的最大难题，就是马克思这一预言在欧洲大陆没有实现，农民、手工业者和职员等非产业工人阶级仍是人口大多数。马克思对农民问题的忽视（如《哥达纲领批判》中反对“人民国家”一词，因德国“人民”仍多为“农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日后在战略策略上的失败直接影响。

例如，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如何争取德国南部的贫农和中农的问题。１８９５年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农业委员会”，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著名领导人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但是，考茨基却坚持认为“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民主党的农业纲领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把小农排除掉。考茨基还说，　恩格斯支持他的观点。由于恩格斯的权威，“农业委员会”中德国南部社会民主党人和倍倍尔的意见被压制了。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等待资本主义大农场吃掉小农，而反对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小农。　(M.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pp.　56-58,　Verso,　1990)　。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１８９０年代即已经是德国获选票最多的第一大政党，１９１９后又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党，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工农联盟”问题上的失败，是与考茨基的教条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的。事实上，１９２０和１９３０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得到不少在社会民主党找不到支持的小农及其政党的支持的（Gregory　Luebbert,　Liberalism,　Fascism　or　Social　Democracy,　p.28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穆勒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系谱学

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语。然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竟然处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系谱学的核心。实际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穆勒(注6)，却是提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主要特征——股东的有限责任——的关键人物。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