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尼采与施蒂纳
我拥有什么，取决于我意愿什么，换言之，我是什么（即我的存在being）取决于我可能成为什么，我只能是我所能是的东西，因此，施蒂纳说：“可能性和现实性总是一致的”。⑤
我的可能性即是我的自由，也是唯一者概念的内核，维护人的可能性不受任何侵犯是施蒂纳拒斥一切的目的所在。这种拒斥是完全的，既不屈从于外在他者的奴役，也不屈从自己内在的欲望和思想。自由主义国家可以消除他人的奴役，基督教的信仰和教养可以消除欲望的奴役，但这两种解放都把人禁锢在思想的圈禁中。思想作为理想和原则，框束着我的生存，而我则成了思想实现自身的手段：我作为观念的囚徒，为了某个理想而献身。唯一者反对一切自我牺牲，坚持自我是最高和最终的根据，就好像玫瑰花开花不为什么一样，我的生存也不为什么。一句话概括之：我是目的。
2．尼采的虚无主义及其克服
只有在肤浅和极端的情况下，尼采才会被看作虚无主义者，一般说来，他是虚无主义的发现者和克服者。克服虚无主义，尼采的起点与施蒂纳虚无主义的起点是一致的：反对自我的否定。尼采接受了从费尔巴哈到施蒂纳的宗教批判的成果：“‘信徒’并不属于他自己，他只是一个手段而已，……每一种信仰本身是自我牺牲的一种表现，是自我异化的一种表现”。⑥他也认同自由主义实则是基督教信仰的“同声”：“人们越是从宗教教条中解放出来，他们就越信仰人类之爱……听到个人幸福以及个人牺牲的关键在于使他成为整体之有用成员和工具，人人似乎都认为这是好事”。①并且，正是基于对自我的肯定，尼采也嘲笑无政府主义者，指责他们和基督徒一样都是“颓废者”，把自己的糟糕处境归咎于别人。②而对于自由，尼采和施蒂纳一样强调人的自决，他以否定的方式说到：“自由的人就是不道德的人”。③
对于既有基督教或人道主义道德的批判，施蒂纳把火力集中于费尔巴哈、鲍威尔，至多上溯到近代的自由主义，与之相比，尼采看得更远，挖掘得也更深，他的批判从基督教上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主义。在尼采看来，“恶毒”的基督教道德和柏拉图主义同出一脉，它们制造出两个世界的对立：一个是“真实”的理念世界，它属于神，具有崇高的价值，另一个是“虚假”的生命世界，他属于人，是受到蔑视和没有价值的。通过“道德谱系”的考察，尼采发现以同情和平等为“善”的道德竟是来源于弱者的怨恨、嫉妒和报复，因为它让强者屈服于弱者，让狮子与绵羊平等，它制造了一个道德和上帝的谎言来粉饰生命世界里无数实实在在的等级差异。真正决定道德和产生道德的基础就是此岸永恒轮回的生命世界，这是唯一真实的世界。所有道德虚伪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臆造一个彼岸世界来反对实在的生命世界，把真理（生命）看作实现谎言（道德）的手段。
驳斥谎言是尼采和施蒂纳共同致力的工作，一旦这个笼罩欧洲两千年的谎言被拆穿，将会带来既有道德的坍塌和价值真空，尼采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关于虚无主义的著名定义这样描述到：“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④取消从前那些把人当作手段的目的，那些要求人们为之效力的价值，这一层次上的虚无主义施蒂纳已经做到，并就此停下脚步。但尼采并不满足，在他看来，这种价值真空的时代只是一个“过渡状态”，而人类将在某个时刻，需要“新的价值”。⑤新价值的基础是什么？尼采已经发现，生命是一切价值的基础，既然旧道德产生于对生命的否定，那他的新道德必须要以肯定生命为基础。而生命又是什么呢？尼采说：“生命本身就是本能，就是追求力的成长、延续以及追求力的累积、追求权力的本能。”⑥生命作为权力意志，乃是一种不断求强、求新的生成( be-coming)状态，以此为根据，新的善恶标准得以建立：“凡是增强我们人类权力感，增强我们人类的权力意志以及权力本身的东西，都是善。凡是源于虚弱的东西都是恶。”⑦
与重估一切价值相呼应的，是尼采对“新人”的呼唤。尼采把新人叫做超人，但超人何为，尼采没说，只是付以一系列瑰丽的比喻：大地、大海、闪电。⑧超人与末人相反，既然末人是虚弱的、平庸的、从众的、奴隶的，那超人则应是强壮的、创造的、孤独的、主宰的。就如同施蒂纳强调“我是目的”一样，尼采也强调“‘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⑨我与超人都反对人，但两者之间的基础却存有差异。施蒂纳曾说，我是“一个深渊，一个没有规则、没有法则的冲动、欲求、愿望、情欲的深渊，没有光明和北极星的一片混沌状态”，⑩对这个描述尼采不会全然赞成，作为权力意志化身的超人虽然反对思想的法则，却依然遵循生命本能的求强法则。相比较而言，唯一者更多的是一个否定性概念，强调人的“非人” ( non-man)性；超人（overman）则是肯定性概念，强调人之中超越和创造的力量。施蒂纳维护唯一者的所有意愿，要求它向一切可能性开放，但尼采会警告：超人决不会意愿无意愿，决不会向消极、懦弱、毁灭等违反生命的可能性开放（比如做一个尼采斥之为消极的悲观主义的佛教徒）。在一则关于利己主义的评论中，尼采明确了这一警告：“假如利己主义意味着人的轨迹的升高，那么它的价值的确是很伟大的；假如利己主义意味着下降的轨迹，意味着衰退和慢性病患，那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①
在谈到创造新价值的条件时，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出了“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狮子如何最后变成小孩，骆驼的规定是“你应该”( You shall)，狮子的规定是“我意愿”(1 will)，孩子的规定则是“神圣的肯定”。②骆驼意味着服从者，狮子意味着反抗者，而孩子意味着新价值的创造者。套用这个标准，费尔巴哈俨然是骆驼，施蒂纳成为了狮子，而尼采才是孩子。
上帝死了，人怎么办？这是施蒂纳和尼采共同面对的问题。施蒂纳对此兴高采烈，尼采则喜忧参半。上帝死了，所有的真假善恶对错的价值标准都没了，这正是施蒂纳所希望的，因为人的当下生存就是真实和唯一的存在，不需要什么标准、目标、方向来约束和控制。尼采也乐见旧道德的消灭，但他不会满意人类在价值真空的深渊中游荡，他要建立以生命为基础的新价值，而生命本身是有生成方向的。在反对服从的基础上，施蒂纳强调主体是无序的混沌，而尼采却寻求在主体中建立崭新秩序，对此，西美尔恰当地分析道：“在智术派（西美尔把施蒂纳归于智术派的传统）看来，主体在自身之内只是其自己本身，而对于尼采，主体自身是人类的一个进步或倒退，这取决于由我们种属的发展为此所规定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原则上具有完全的客观性……自我还可能意味着超主体的东西，它竞被列入一种价值秩序，——这在施蒂纳看来完全是无稽 《虚无主义：尼采与施蒂纳(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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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可能性即是我的自由，也是唯一者概念的内核，维护人的可能性不受任何侵犯是施蒂纳拒斥一切的目的所在。这种拒斥是完全的，既不屈从于外在他者的奴役，也不屈从自己内在的欲望和思想。自由主义国家可以消除他人的奴役，基督教的信仰和教养可以消除欲望的奴役，但这两种解放都把人禁锢在思想的圈禁中。思想作为理想和原则，框束着我的生存，而我则成了思想实现自身的手段：我作为观念的囚徒，为了某个理想而献身。唯一者反对一切自我牺牲，坚持自我是最高和最终的根据，就好像玫瑰花开花不为什么一样，我的生存也不为什么。一句话概括之：我是目的。
2．尼采的虚无主义及其克服
只有在肤浅和极端的情况下，尼采才会被看作虚无主义者，一般说来，他是虚无主义的发现者和克服者。克服虚无主义，尼采的起点与施蒂纳虚无主义的起点是一致的：反对自我的否定。尼采接受了从费尔巴哈到施蒂纳的宗教批判的成果：“‘信徒’并不属于他自己，他只是一个手段而已，……每一种信仰本身是自我牺牲的一种表现，是自我异化的一种表现”。⑥他也认同自由主义实则是基督教信仰的“同声”：“人们越是从宗教教条中解放出来，他们就越信仰人类之爱……听到个人幸福以及个人牺牲的关键在于使他成为整体之有用成员和工具，人人似乎都认为这是好事”。①并且，正是基于对自我的肯定，尼采也嘲笑无政府主义者，指责他们和基督徒一样都是“颓废者”，把自己的糟糕处境归咎于别人。②而对于自由，尼采和施蒂纳一样强调人的自决，他以否定的方式说到：“自由的人就是不道德的人”。③
对于既有基督教或人道主义道德的批判，施蒂纳把火力集中于费尔巴哈、鲍威尔，至多上溯到近代的自由主义，与之相比，尼采看得更远，挖掘得也更深，他的批判从基督教上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主义。在尼采看来，“恶毒”的基督教道德和柏拉图主义同出一脉，它们制造出两个世界的对立：一个是“真实”的理念世界，它属于神，具有崇高的价值，另一个是“虚假”的生命世界，他属于人，是受到蔑视和没有价值的。通过“道德谱系”的考察，尼采发现以同情和平等为“善”的道德竟是来源于弱者的怨恨、嫉妒和报复，因为它让强者屈服于弱者，让狮子与绵羊平等，它制造了一个道德和上帝的谎言来粉饰生命世界里无数实实在在的等级差异。真正决定道德和产生道德的基础就是此岸永恒轮回的生命世界，这是唯一真实的世界。所有道德虚伪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臆造一个彼岸世界来反对实在的生命世界，把真理（生命）看作实现谎言（道德）的手段。
驳斥谎言是尼采和施蒂纳共同致力的工作，一旦这个笼罩欧洲两千年的谎言被拆穿，将会带来既有道德的坍塌和价值真空，尼采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关于虚无主义的著名定义这样描述到：“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④取消从前那些把人当作手段的目的，那些要求人们为之效力的价值，这一层次上的虚无主义施蒂纳已经做到，并就此停下脚步。但尼采并不满足，在他看来，这种价值真空的时代只是一个“过渡状态”，而人类将在某个时刻，需要“新的价值”。⑤新价值的基础是什么？尼采已经发现，生命是一切价值的基础，既然旧道德产生于对生命的否定，那他的新道德必须要以肯定生命为基础。而生命又是什么呢？尼采说：“生命本身就是本能，就是追求力的成长、延续以及追求力的累积、追求权力的本能。”⑥生命作为权力意志，乃是一种不断求强、求新的生成( be-coming)状态，以此为根据，新的善恶标准得以建立：“凡是增强我们人类权力感，增强我们人类的权力意志以及权力本身的东西，都是善。凡是源于虚弱的东西都是恶。”⑦
与重估一切价值相呼应的，是尼采对“新人”的呼唤。尼采把新人叫做超人，但超人何为，尼采没说，只是付以一系列瑰丽的比喻：大地、大海、闪电。⑧超人与末人相反，既然末人是虚弱的、平庸的、从众的、奴隶的，那超人则应是强壮的、创造的、孤独的、主宰的。就如同施蒂纳强调“我是目的”一样，尼采也强调“‘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⑨我与超人都反对人，但两者之间的基础却存有差异。施蒂纳曾说，我是“一个深渊，一个没有规则、没有法则的冲动、欲求、愿望、情欲的深渊，没有光明和北极星的一片混沌状态”，⑩对这个描述尼采不会全然赞成，作为权力意志化身的超人虽然反对思想的法则，却依然遵循生命本能的求强法则。相比较而言，唯一者更多的是一个否定性概念，强调人的“非人” ( non-man)性；超人（overman）则是肯定性概念，强调人之中超越和创造的力量。施蒂纳维护唯一者的所有意愿，要求它向一切可能性开放，但尼采会警告：超人决不会意愿无意愿，决不会向消极、懦弱、毁灭等违反生命的可能性开放（比如做一个尼采斥之为消极的悲观主义的佛教徒）。在一则关于利己主义的评论中，尼采明确了这一警告：“假如利己主义意味着人的轨迹的升高，那么它的价值的确是很伟大的；假如利己主义意味着下降的轨迹，意味着衰退和慢性病患，那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①
在谈到创造新价值的条件时，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出了“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狮子如何最后变成小孩，骆驼的规定是“你应该”( You shall)，狮子的规定是“我意愿”(1 will)，孩子的规定则是“神圣的肯定”。②骆驼意味着服从者，狮子意味着反抗者，而孩子意味着新价值的创造者。套用这个标准，费尔巴哈俨然是骆驼，施蒂纳成为了狮子，而尼采才是孩子。
上帝死了，人怎么办？这是施蒂纳和尼采共同面对的问题。施蒂纳对此兴高采烈，尼采则喜忧参半。上帝死了，所有的真假善恶对错的价值标准都没了，这正是施蒂纳所希望的，因为人的当下生存就是真实和唯一的存在，不需要什么标准、目标、方向来约束和控制。尼采也乐见旧道德的消灭，但他不会满意人类在价值真空的深渊中游荡，他要建立以生命为基础的新价值，而生命本身是有生成方向的。在反对服从的基础上，施蒂纳强调主体是无序的混沌，而尼采却寻求在主体中建立崭新秩序，对此，西美尔恰当地分析道：“在智术派（西美尔把施蒂纳归于智术派的传统）看来，主体在自身之内只是其自己本身，而对于尼采，主体自身是人类的一个进步或倒退，这取决于由我们种属的发展为此所规定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原则上具有完全的客观性……自我还可能意味着超主体的东西，它竞被列入一种价值秩序，——这在施蒂纳看来完全是无稽 《虚无主义：尼采与施蒂纳(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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