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尼采与施蒂纳

之谈。”③
从尼采哲学来考虑，他对施蒂纳的补充无疑是必要的。没有生命力强弱等级的划分，就无法在虚无主义中区别积极和消极、高贵与卑贱，虚无主义就仍然有滑向平庸和虚弱的危险。在尼采的视野里，尽管施蒂纳对独立自我的强调无以复加，但他的利己主义反抗依然是抽象和幼稚的。诚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根本不存在那种‘大方的’、‘对道德冷漠的’利己主义”，因为“生命总是靠消耗别的生命过活的”④。每个自我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侵略和防卫不可避免，也必然会分出高低胜负、主人奴隶，这是施蒂纳未曾也不愿考虑的情况。与其对等级分野自欺欺人地视而不见，不如勇敢地承认，并且大胆地鼓励主人道德而摈弃奴隶道德。这是尼采的选择。
对于施蒂纳来说，尼采的回应却是危险的。尽管都反对自由主义，但施蒂纳是反对其虚伪，而尼采是反对其卑贱；施蒂纳不会歧视弱小者，尼采却教导弱小者服从奴役；施蒂纳只关注自我，尼采却呼唤一个新民族；施蒂纳的理想是平等的利己主义，尼采却期待一个贵族统治或专制主义的未来。J．L．Walker在其为1907年出版的第一版英译本《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撰写的导言中，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与尼采学派划清界限：“我们决不会向拿破仑去寻求同情，也不会寄望贪婪的贵族来主持正义。”⑤施蒂纳已经指出，人类像制造神一样制造出他们的暴君，并表明了其打倒暴政的目标，而尼采竞热切期待这样的暴政，可以想象，即使尼采阅读了施蒂纳，施蒂纳也不会欢迎这样的读者。
尼采说过，他所致力的价值重估是一场颠覆和革命，但施蒂纳要的只是暴动，施蒂纳本人的话再恰当不过地显示了两者间的差别：“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安排，暴动……却对‘制度’不抱任何奢望”。⑥总的来看，施蒂纳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而尼采是反（基督教）道德主义者，施蒂纳是无政府主义的游民，而尼采是专制统治的贵族。他们最初在虚无主义上的志同道合彰显了反抗现代性的努力，而他们最后的分道扬镳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这种现代性反抗的困境：自由如何在平庸与奴役间找到平衡？显然，这一困境依然在延续。

  《虚无主义：尼采与施蒂纳(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