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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主义:尼采与施蒂纳


虚无主义:尼采与施蒂纳
林钊
【摘要】“施蒂纳一尼采”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二者的事实性关系,即尼采究竟有没有阅读过施蒂纳并接受其影响;二是思想性关系,即尼采和施蒂纳在虚无主义这个大背景下必然产生思想交汇和交锋。本文将对第一个问题做出综述,并对第二个问题进行分析。结论乃是:在思想的客观性上,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必然包括对施蒂纳的克服。尼采不满足于施蒂纳取消人道主义之后所导致的价值真空,并以生命为基础建立起新的价值;但在施蒂纳的理论视野里,这些新价值乃是危险的。
【关键词】“施蒂纳一尼采”问题;虚无主义;唯一者;超人
中图分类号:B5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 05 - 0015 - 06
思想家之间的关系有两重,一重是事实性的,一重是思想性的。相较于马克思与施蒂纳之间在两个方面的清晰表现——马克思无比仔细地阅读了施蒂纳,并通过对施蒂纳的批判而完成了自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尼采与施蒂纳的关系则始终扑朔迷离:作为尼采生平的细节,他是否阅读过施蒂纳仍然争论不休;作为思想进展的历程,尼采是如何面对并回答施蒂纳的问题的,则还没有得到严肃的对待。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在尼采精神混乱之后,欧洲开始发现尼采,随着尼采的声名鹊起和无政府主义的兴盛,尼采与施蒂纳的关系第一次作为问题浮出水面。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两位思想家有着太多的相似。两人都是激烈的无神论者,公然宣称“上帝死了”;两人都反对现存的基督教和人道主义的道德,热情呼唤“超人”;两人都是行文华丽的作家,不以死板枯燥的学院风格写作;两人都曾遭受长时间的误解和冷遇,尼采更幸运,在死后获得承认,施蒂纳则始终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两人在个性与思想之间都是“言行不一”,言论上乖张狂妄,生活中却中规中矩;甚至在生平上两人也遭遇类似的不幸,都没能在正常的家庭环境中成长,都没有获得美满的爱情,都没有长时间的学院化、体制化的学术生涯,都没能避免一个狼狈窘迫的晚景,并且都在五十来岁就壮年早逝。①更加巧合的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和尼采本人竟然都诞生于1844年10月。
这些有趣的相似和关联使得青年黑格尔运动烟消云散后就一直“沉寂”的施蒂纳有幸借着尼采的热潮而重见天日,人们在梳理尼采的思想来源时,一度把他作为仅次于叔本华的第二重要的人物。但是,与尼采多次坦白宣称自己是叔本华的门徒不同,尼采在所有的著作、笔记、通信,以及公开场合的交谈中,从未提及施蒂纳的著作或名字,与叔本华在尼采思想中显而易见的重要地位相比,施蒂纳对于尼采,只留下一些似是而非的可疑“痕迹”。“施蒂纳一尼采”问题在最直接的层面上便是:尼采究竟是否知道施蒂纳,或阅读过施蒂纳的著作?
反对者的理由很充分:尼采从未提及施蒂纳;而支持者则反驳:那是因为施蒂纳声名不佳。并且,支持者提出了两个主要的证据:1.尼采曾经非常详细地研究过朗格( FriedrichAlbert Lange)的《唯物主义史》和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的《无意识哲学》,而这两部书中都简要地提及了施蒂纳。特别是在《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尼采批评哈特曼:“我们很少读过比哈特曼的东西更为好笑的发明和更多哲学的戏谑了”,①而此批评中涉及到的恰恰是哈特曼对施蒂纳的反驳。2.尼采的好友弗朗茨·欧维贝克( Franz Overbeck)的妻子伊达(Ida Overbeck)曾回忆尼采在欧维贝克不在场的情况下,向其谈到了施蒂纳,当时尼采“脸上浮现出一种庄严的神情”,并“做了一个类似于畏惧的、拒绝的手势”。尼采甚至还在其它场合称施蒂纳的书是“自霍布斯以来最大胆和最彻底的著作”。②
不过,这两个证据都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其一,尼采通过二手文献可以了解众多人物,但不见得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会引起尼采的注意。洋洋洒洒的千页巨著《唯物主义史》涉及的人物甚多,却只在可怜的一段中提到施蒂纳,而《无意识哲学》虽然讨论了“自我”和对利己主义的批评,但有关施蒂纳的也只有四页。即使尼采从中知道了施蒂纳这个人物,我们也无法确定施蒂纳就能从中脱颖而出,吸引尼采去阅读他那本臭名昭著、极不流行的著作。其二,伊达是在1899年回忆起尼采与她的交谈,那次交谈发生在1878至1879年之间,或1880至1883年期间,距离事件发生已约20年之久,鉴于伊达曾回忆尼采与她谈论过贝克莱和塞缪尔·约翰逊(尼采没有读过的两个人物),并且没有第三者在场,她的关于尼采谈论施蒂纳的回忆未必可信,有可能是她受当时施蒂纳一尼采问题热潮的影响,而回忆有误。③
关于尼采是否阅读过施蒂纳的争论从1890年代起至今,一百多年都没有得出结论,人们能获得的信息与该问题刚出现时相比没有任何增加。唯一的例外来自于当代学者Laska的“新发现”,在《尼采的第一次危机——施蒂纳一尼采问题的新视角》一文中,他认为施蒂纳的出现引发了青年尼采第一次的精神危机,就像二十年前施蒂纳引发青年马克思的精神危机,并逼迫他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一样,他也逼迫尼采转向哲学,成为叔本华的门徒。这次危机发生在1865年10月,尼采去柏林拜访了他的同学赫曼·穆斯沙克( Hermann Mushacke) -家,并与赫曼的父亲爱德华·穆斯沙克( Eduard Mushacke)有两个星期的亲密交谈。对于这次拜访,尼采的传记作家们都知晓,但从未重视。萨弗兰斯基的《尼采思想传记》中只字不提,哈列维只用两段就打发了。④Laska发现,赫曼的父亲爱德华是个重要的人物,他曾经是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与施蒂纳是好朋友。这些信息来自施蒂纳最早的传记作者马凯( Markay),晚年恩格斯向马凯提起过这个名字,马凯则根据读音将其记为Mussak。鉴于爱德华“青年黑格尔派”的身份,青年尼采对1848年以前宗教批判时代那“生机勃勃的精神”的向往,以及他和爱德华之间以“du”(你)相称的亲密忘年交,Laska推测:“很难想象(老)穆斯沙克会没有和尼采谈及他的朋友施蒂纳,他的书架上会没有《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尼采会不马上去阅读它。”尼采离开柏林到达莱比锡后不久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依靠偶然发现的叔本华和苦行僧般的身体磨练他才战胜这次危机,而他与爱德华的友谊也很唐突地无疾而终。Laska认为尼采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凭借精灵的耳语“偶然”遭遇叔本华的,他转向叔本华其实是为了逃离施蒂纳,因此,发生在1865年10月的那次与施蒂纳有关的危机,

《虚无主义:尼采与施蒂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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