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尼采与施蒂纳

虚无主义：尼采与施蒂纳
林钊
【摘要】“施蒂纳一尼采”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二者的事实性关系，即尼采究竟有没有阅读过施蒂纳并接受其影响；二是思想性关系，即尼采和施蒂纳在虚无主义这个大背景下必然产生思想交汇和交锋。本文将对第一个问题做出综述，并对第二个问题进行分析。结论乃是：在思想的客观性上，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必然包括对施蒂纳的克服。尼采不满足于施蒂纳取消人道主义之后所导致的价值真空，并以生命为基础建立起新的价值；但在施蒂纳的理论视野里，这些新价值乃是危险的。
【关键词】“施蒂纳一尼采”问题；虚无主义；唯一者；超人
中图分类号：B5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660( 2010) 05 - 0015 - 06
思想家之间的关系有两重，一重是事实性的，一重是思想性的。相较于马克思与施蒂纳之间在两个方面的清晰表现——马克思无比仔细地阅读了施蒂纳，并通过对施蒂纳的批判而完成了自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尼采与施蒂纳的关系则始终扑朔迷离：作为尼采生平的细节，他是否阅读过施蒂纳仍然争论不休；作为思想进展的历程，尼采是如何面对并回答施蒂纳的问题的，则还没有得到严肃的对待。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在尼采精神混乱之后，欧洲开始发现尼采，随着尼采的声名鹊起和无政府主义的兴盛，尼采与施蒂纳的关系第一次作为问题浮出水面。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两位思想家有着太多的相似。两人都是激烈的无神论者，公然宣称“上帝死了”；两人都反对现存的基督教和人道主义的道德，热情呼唤“超人”；两人都是行文华丽的作家，不以死板枯燥的学院风格写作；两人都曾遭受长时间的误解和冷遇，尼采更幸运，在死后获得承认，施蒂纳则始终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两人在个性与思想之间都是“言行不一”，言论上乖张狂妄，生活中却中规中矩；甚至在生平上两人也遭遇类似的不幸，都没能在正常的家庭环境中成长，都没有获得美满的爱情，都没有长时间的学院化、体制化的学术生涯，都没能避免一个狼狈窘迫的晚景，并且都在五十来岁就壮年早逝。①更加巧合的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和尼采本人竟然都诞生于1844年10月。
这些有趣的相似和关联使得青年黑格尔运动烟消云散后就一直“沉寂”的施蒂纳有幸借着尼采的热潮而重见天日，人们在梳理尼采的思想来源时，一度把他作为仅次于叔本华的第二重要的人物。但是，与尼采多次坦白宣称自己是叔本华的门徒不同，尼采在所有的著作、笔记、通信，以及公开场合的交谈中，从未提及施蒂纳的著作或名字，与叔本华在尼采思想中显而易见的重要地位相比，施蒂纳对于尼采，只留下一些似是而非的可疑“痕迹”。“施蒂纳一尼采”问题在最直接的层面上便是：尼采究竟是否知道施蒂纳，或阅读过施蒂纳的著作？
反对者的理由很充分：尼采从未提及施蒂纳；而支持者则反驳：那是因为施蒂纳声名不佳。并且，支持者提出了两个主要的证据：1．尼采曾经非常详细地研究过朗格( FriedrichAlbert Lange)的《唯物主义史》和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的《无意识哲学》，而这两部书中都简要地提及了施蒂纳。特别是在《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尼采批评哈特曼：“我们很少读过比哈特曼的东西更为好笑的发明和更多哲学的戏谑了”，①而此批评中涉及到的恰恰是哈特曼对施蒂纳的反驳。2．尼采的好友弗朗茨·欧维贝克( Franz Overbeck)的妻子伊达(Ida Overbeck)曾回忆尼采在欧维贝克不在场的情况下，向其谈到了施蒂纳，当时尼采“脸上浮现出一种庄严的神情”，并“做了一个类似于畏惧的、拒绝的手势”。尼采甚至还在其它场合称施蒂纳的书是“自霍布斯以来最大胆和最彻底的著作”。②
不过，这两个证据都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其一，尼采通过二手文献可以了解众多人物，但不见得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会引起尼采的注意。洋洋洒洒的千页巨著《唯物主义史》涉及的人物甚多，却只在可怜的一段中提到施蒂纳，而《无意识哲学》虽然讨论了“自我”和对利己主义的批评，但有关施蒂纳的也只有四页。即使尼采从中知道了施蒂纳这个人物，我们也无法确定施蒂纳就能从中脱颖而出，吸引尼采去阅读他那本臭名昭著、极不流行的著作。其二，伊达是在1899年回忆起尼采与她的交谈，那次交谈发生在1878至1879年之间，或1880至1883年期间，距离事件发生已约20年之久，鉴于伊达曾回忆尼采与她谈论过贝克莱和塞缪尔·约翰逊（尼采没有读过的两个人物），并且没有第三者在场，她的关于尼采谈论施蒂纳的回忆未必可信，有可能是她受当时施蒂纳一尼采问题热潮的影响，而回忆有误。③
关于尼采是否阅读过施蒂纳的争论从1890年代起至今，一百多年都没有得出结论，人们能获得的信息与该问题刚出现时相比没有任何增加。唯一的例外来自于当代学者Laska的“新发现”，在《尼采的第一次危机——施蒂纳一尼采问题的新视角》一文中，他认为施蒂纳的出现引发了青年尼采第一次的精神危机，就像二十年前施蒂纳引发青年马克思的精神危机，并逼迫他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一样，他也逼迫尼采转向哲学，成为叔本华的门徒。这次危机发生在1865年10月，尼采去柏林拜访了他的同学赫曼·穆斯沙克( Hermann Mushacke) -家，并与赫曼的父亲爱德华·穆斯沙克( Eduard Mushacke)有两个星期的亲密交谈。对于这次拜访，尼采的传记作家们都知晓，但从未重视。萨弗兰斯基的《尼采思想传记》中只字不提，哈列维只用两段就打发了。④Laska发现，赫曼的父亲爱德华是个重要的人物，他曾经是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与施蒂纳是好朋友。这些信息来自施蒂纳最早的传记作者马凯( Markay)，晚年恩格斯向马凯提起过这个名字，马凯则根据读音将其记为Mussak。鉴于爱德华“青年黑格尔派”的身份，青年尼采对1848年以前宗教批判时代那“生机勃勃的精神”的向往，以及他和爱德华之间以“du”（你）相称的亲密忘年交，Laska推测：“很难想象（老）穆斯沙克会没有和尼采谈及他的朋友施蒂纳，他的书架上会没有《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尼采会不马上去阅读它。”尼采离开柏林到达莱比锡后不久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依靠偶然发现的叔本华和苦行僧般的身体磨练他才战胜这次危机，而他与爱德华的友谊也很唐突地无疾而终。Laska认为尼采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凭借精灵的耳语“偶然”遭遇叔本华的，他转向叔本华其实是为了逃离施蒂纳，因此，发生在1865年10月的那次与施蒂纳有关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