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心全意”与“诚心诚信”

千改革万改革，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改革；千发展万发展，最重要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千稳定万稳定，最重要的是民心稳定。共产党的改革，当务之急是改变党的宗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变为“诚心诚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一宗旨的改变，关系到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关系到社会民心的稳定，更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

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为人立身的根本宗旨，是个人对于自然应尽的天职，也是个人对于社会应履行的义务。服务，是互相的。服务者离开了对象是无法存在的，服务也就失去了意义。服务者为服务对象服务得越好，反过来，服务对象也为服务者服务得越好，服务行业如此，其它亦作如是观。一个人要是被取消为人民服务的权利，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他就会怀疑自己为何要立于天地之间，存在于人世间的价值有几何，因而他就会绝望，就会失去生存的信心，失去做人的理由。人生而为人，他就要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也为这个世界，为其他的人做些什么，服务些什么。因为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切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有他人为之付出了劳动，即使这一切均为自然界所赐，他对这自然界也应尽一份天职。再者，人在社会中都居于一定的地位，扮演一定的角色，社会的运行机制赋予这些地位角色以一定的职责，人都得履行其对社会负责的义务。

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全人类追求解放、追求幸福的重要手段。服务，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类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繁荣、富强、自由、民主、文明的社会，能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但是，自然世界给人们披上了许许多多的枷锁，人类社会又给人们自己套上了形形色色的桎梏，要砸烂这些枷锁，要粉碎这些桎梏，人类必须团结一致，互相服务，才能真正解放出来。解放出来的人们，同样必须继续互相服务，互相协调，再与自然世界协调和谐，这样才能真正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为人民服务，确实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为人民服务，从个人来说，是宗旨；从社会来说，是手段。把宗旨和手段协调起来，把个人和社会统一起来，看来，“为人民服务”需有一个前置词，是“全心全意”还是“诚心诚信”，也就是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诚心诚信为人民服务”呢?我认为，应该是“诚心诚信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由如下：

一、诚心诚信为人民服务，它的出发点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原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对共产党员的最高要求。但是对待客观的事和人是很难“求全”的。“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列子·天瑞》)即使可以达到“全”的境界，那“心”那“意’，竟也还是属主观的，客观效果又如何呢?而“诚心诚信”则是考虑到为人民服务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诚心”，即是“真诚”，就是主观意识领域里的真心，就是内心世界里的真诚。彻底的“诚心”要求一个在内心要鉴别和杜绝一切不是出自本心而是有意无意哄骗自己的念头，而在外部则要言其真心所欲言，行其真心所欲行。“诚信”，要求人们的信要立于内心之诚的基础上，同时也要使人们的真诚不脱离客观的信。“诚”者，言而能成就也。“信”者，人言也，言人也，指人言行之真，它涉及到个人外在的言行，涉及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所以，诚信为他人服务，是关系到这服务对他人的影响，关系到他人因此将对自己服务所持的态度。这势必要提高自己的心智能力，那些人需要哪些服务，是物质的服务，还是精神的服务，服务对象满意否，服务者是否能赢得服务对象的信任，服务对象是否信任服务者的服务。因此，只有顾及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的“诚心诚信为人民服务”，才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诚心诚信为人民服务，它是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升华。江泽民总书记早在党的十四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就号召共产党员要“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也就是说要“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诚心”与“诚意”的关系，《礼记·大学》阐述为：“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心”和“意”，两者是有区别的，“意”为“心”的流露，所以《说文》释“意”为“志也”。心是看不见的，意也是看不见的。所以“诚心诚意”，着重的还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是要求忠实于自己，是不欺己，不欺心。能否做到不欺人呢?诚心诚意是不能保证的。当出现欺人的现象时，“诚意”可以出来辩护说：“这是我内心里真正想做到的，这是我虔诚的意愿，我不想再欺骗自己”云云。但是，它却不可能以“诚信”为理由进行辩解，因为“诚信”意味着个人的言行要使他人相信，使他人信任，这样，“诚信”就主要不是不欺己，而是不欺人了。因此，诚心诚信为人民服务，是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在新时代中的发展和升华。

三、诚心诚信为人民服务，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孔子在《论语》中从个人修养说到“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车兀），其何以行之哉?”作为一个人来说，人无信则无以立，无以行。孔子还谈到治理国家大事时说到“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站在为政者的立场上，孔子认为“信”比军队、粮食还要重要。荀子也认为“诚信生神”。到汉朝董仲舒则把“信”列为“五常之一”：“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饬也。”(《举贤良对策》)汉朝许慎在《说文》中释“诚”为“信也”，释“信”为“诚也”，诚信互训。宋朝朱熹认为，诚是自然的实，信是做人的实。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则认为：“人与人相於，信义而已矣；信义之施，人与人相於而已矣。”这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信义的施行，所以人和人之间相互服务的关系，也要重视信义的施行。诚信老实，信守诺言，不说谎，不作假，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当继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