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史纲》序——兼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运用

　　《绍兴县志》主编傅振照先生以其多年耕耘的巨构《绍兴史纲》嘱序于我。与此同时,台湾汉学研究中心邀请我出席今年十月在台北举行的“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这真是一种学术上的巧合。

《绍兴史纲》当然是绍兴的地方文献,傅先生研究绍兴地方文献,成就卓著。其所主编的《绍兴县志》,如我在该志序中所说:“就《绍兴县志》的内容而论,在这十余年来各地新修的志书中,实属后来居上。”我特别指出:“综观全志,内容完备,信息全面,而体例严谨,尤可独步志林。”此外,近年以来,我曾在不少学术会议中(如2001年洛阳“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修志用志研讨会”)和文字中(如《浙江方志》2001年第二期《回顾与展望———修志跨入新世纪》)多次称赞这部志书。《绍兴县志》本身是绍兴的一种大型地方文献,它所取得的成就,其实也就是绍兴地方文献的成就。因为方志是历来大量地方文献汇集的成果。

傅先生主编《绍兴县志》之时,撰述《绍兴史纲》的策划意图显然已经成熟。我忝为《县志》顾问,曾经略读志书全稿,并仔细地考究了傅先生在卷首所撰写的《史略》一篇。《县志》出版不久,傅先生就和我商量了《史纲》的写作问题,说明对此他早已胸有成竹。故《县志》中的《史略》一篇,实为其提炼《史纲》初稿之作。所以《绍兴史纲》是傅先生在主编《绍兴县志》以后又一部重要的绍兴地方文献。近年以来,绍兴学术界对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方兴未艾,成果累累。继《绍兴市志》、《绍兴县志》、《越国文化》等的出版,以照片为主的大型画册《绍兴老屋》、《绍兴古桥》也相继问世,确实使人踌躇满志。而《绍兴史纲》的出版,其意义尤为不同凡响。《史纲》本身是一种地方文献,是一种以历来大量地方文献为基础的集腋成裘之作。但它反过来为历来大量地方文献勾划出或详或简的历史背景,成为数量浩瀚的绍兴地方文献的纽带。作为一种地方文献,《绍兴史纲》的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实在不言而喻。

前面提及《绍兴史纲》的嘱序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举办“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的邀请是一种学术上的巧合。这是因为,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这次盛会,其所讨论的主题,正是我为《史纲》作序所考虑的。绍兴是个地方文献丰富多彩的名区,历史上积累的大量遗产和近年来不断推出的新成果包括《绍兴史纲》,可以为台北的这次学术会议提供许多研讨的素材;而台北会议的成果,又可为绍兴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提供学术上和方法上的有益参考。所以这不仅是一种巧合,而且更是一种相得益彰的机遇。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的邀请函附有“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的一份《会议简介》,我特别注意了《简介》中所列的“会议子题”,其中包括四项内容:1、地方文献之搜集;2、地方文献之整理;3、地方文献之研究;4、地方文献之运用。这四项子题确实抓住了地方文献的要领。从这四方面对地方文献进行研讨,无疑是对地方文献的全方位探究,显然有裨于学术界对地方文献的认识和重视,从而促进并提高在这个课题中的各种研究。所以我很佩服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发起和组织者,因为这四项“子题”的提出,确实是在地方文献学术领域中竭尽思虑之所得,按照这样的“子题”研讨地方文献,可以预卜这次盛会的成功。

这四项“子题”其实也是对《绍兴史纲》进行评价的客观标准。为此,我为此书作序,就拟按“子题”对《史纲》作一点议论,在某些方面,或许还要在《史纲》以外作些泛论。

在地方文献资料的搜集方面,《史纲》作者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从卷末《主要参考书目》可以窥及,作者的搜集面是很广的,举凡正史、方志、文集、笔记等等都在其中,并且包括馆藏善本和钞本,可称洋洋大观。其中如《绍兴史迹风土丛谈》、《会稽县劝业所报告册》等,都是来之不易的珍稀资料。搜集是著述工作的第一步,对于《史纲》来说,广泛全面的搜集工作,成为全书内容充实的重要基础。

在这里我必须指出,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存在很大的难处。由于地方文献种类繁多,篇幅零散,除了其中的少数已经作过整理并出版以外,有很大部分都未经整理,也没有出版,而且往往流徙分散在各处甚至海外,其中有不少是稿本或钞本,常常使搜集工作面临不可逾越的困难。以地方志为例,这是一种各地皆有的地方文献。最近我在《关于编纂〈国外图书馆收藏中国地方志孤(善)本目录〉的建议———并简介新近引回的顺冶〈秦州志〉》一文中,曾经记及了一段从国外引回志书的故事:

“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借出国访问讲学之便,曾引回过几种流散国外的孤本方志,其事实不足道,却蒙诸葛计先生的厚爱,在其所撰《稀见著录地方志概况———关于合力编纂〈中国稀见著录方志提要〉的建议》一文中对我作了称赞。他说:‘八十年代最先从国外引回志书,而且引回志书种数最多的,则是杭州大学的著名地理学专家,方志专家陈桥驿教授。’他又说:‘曾记得,1983年,当陈桥驿先生从美国引回孤本志书———乾隆本《越中杂识》在国内排印出版时,我国负责古籍整理领导工作的李一氓先生,曾以十分兴奋喜悦的心情说,这对古籍整理是很大的贡献。’诸葛计先生并其所引李一氓先生对我的表扬,我实在受之有愧。因为国外图书馆对公众完全开放,即使是珍稀版本,除正常的复制费外,也无额外索取。所以我的几次引回,都是不费周折的事。”
但这种“不费周折的事”,眼下在国内却不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受浙江省常山县之托,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现已改名宫内厅图书馆)引回康熙《常山县志》刊本。宫内省图书寮是属于皇宫内的特殊藏书机关,起初估计有些困难,但结果顺利引回。遵常山县之嘱,在他们新修的《常山县志》写了一篇《从日本引回康熙〈常山县志〉纪略》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述及:

“国外图书馆的书刊复制,效率之高,收费之廉,甚至像宫内省图书寮这种性质特殊的图书馆和康熙《常山县志》这样的世上孤本,也同样如此。而如今在我们国内图书馆复制书刊,却常常困难横生。不必说世上孤本,只要版本稍属珍稀,其‘有偿服务’的‘偿’就会使人望书兴叹。对比之下,实在使人感慨不已。”

在另一篇《北美散记》中,我也写了一点有关这方面的对比和感慨:

“说起国外图书馆,有一点值得我们惭愧。我们这边,许多图书馆,取出一本书来就要钱,不管你看不看。稍稍珍稀一点的版本,要价就更吓人。我的一位研究生曾经抱怨说,假使当年英国图书馆也是这样,马克思这个穷汉恐怕也写不出《资本论》来。在国外,凡是我到过的地方,在馆内看书没有要钱的,不管你看的是什么版本。要复制,也不管是什么版本,按规定的同样价格收费”。

在绍兴地方文献的搜集中,也存在这样的例子。绍兴文理学院邹志方教授研究地方诗歌,成就甚著,已经先后出版了《历代名人咏柯岩》、《历代名人咏陆游》等著作。为了扩展和加深绍兴地方诗歌的研究,这些年来邹先生确实全力以赴,从事搜集工作。他在拙著《绍兴地方文献考录》中查到某图书馆藏有《山阴道上集》钞本三十四册,是该馆收藏的善本。全书收有绍兴府属八邑诗人达八百人之谱,其中当然有许多乡土诗。此书我曾于上世纪80年代之初在该馆披读,邹先生为此与我信札往返,希望复制此书,我也十分盼望此书能物归乡土。与收藏者联系以后,他们开出的复制天价,邹先生实在无力承担,令人扼腕系之。

傅振照先生在其《史纲》的著述中,引及地方文献甚多,搜集过程中遇到困难可以想见。所以“地方文献研讨会”中关于搜集的这个“子题”是值得共同商榷的一件大事和难事。这是地方文献研究中的一块绊脚石,是清贫的知识分子的一道很难逾越的路障。我不厌其烦地对此加以申述,也正因为此。

其次是地方文献的整理问题。地方文献如上述种类繁多,收藏零散,所以在搜集过程中,整理工作也要同时跟上。整理工作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学者利用地方文献研究一个专题,例如傅先生的《史纲》以地方史为研究对象,其所搜集,主要的是地方史料。按此书内容分越国及秦至清代两篇,其中越国篇包括传说、考古和文献几种来源,资料芜杂,来源各异,在整理过程中必须进行审慎的鉴核和细致的排比。秦至清代篇的资料主要来自各种文献,由于文献的来源和性质都有差异,也有很大的整理工作量。现在从《史纲》的内容充实和体例严谨等进行考察,可以看到作者在资料的整理工作中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中,也有另外一些学者,专门以一个地方的散佚文献为整理对象,如张澍的《二酉堂集》和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均是其例。鲁迅在《杂集》序中说:“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累为一帙”。所以张澍和鲁迅的地方文献整理工作,其实是一种辑佚工作。往年我为傅振照、王志邦、王致涌三位先生辑注的《会稽方志集成》(团结出版社1992年出版)一书作序,我说:“辑佚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它涉及许多学术领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像《二酉堂集》和《会稽郡故书杂集》,既是地方文献的辑本,也是地方文献整理工作的杰出例子。

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曾经做过些许工作,编撰了《绍兴地方文献考录》一书,于1983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工作当然属于下里巴人之流,所以在此书《前言》中坦率地提出:“从整理地方文献的角度来说,编纂考录是最起码的工作。假使这一工作能够引起人们对越中地方文献的重视,或者能够在整理地方文献中起到点滴作用,那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慰藉。”因为我从事这种工作始于上世纪30年代之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