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自反性现代化：阶级流变与未来走向

共的腐败及其垮台》。该文的核心思想是阐述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苏共党内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文中指出，苏联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权贵阶层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 5%。①此后人们开始反思中国国内是否也存在一个类似苏联权贵阶层的特殊群体，由此拉开了人们对国内特权现象的揭露，特权车、特权房、特权医疗被公诸于媒体，人们不但直言中国存在特权阶层，而且指出850万以上的政府公务员构成了特权阶层的主体。②一个基本事实是：30年来，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的设计者和操控主体始终是政府。根据“分粥理论”，政府公务员、特别是掌控政策变化的管理者阶层在掌控利益调整政策过程中总是首先获得“分粥”的利益，既首先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有效保障甚至扩大化，因而使自己免于成为改革的对象。在自反的现代化进程中，某些政府部门不断利用手中的权力介入市场，实现部门垄断甚至小集团的权钱交易，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新的社会结构中来，占有全社会的劳动成果。久而久之，这一利益分配格局不断被固化为一种利益模式，使之上升为特权阶层。这一利益格局的形成是改革和中国特色自反性现代化的产物，甚至已经成为进一步自反或深化改革的严重障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权钱交易、特权优先等已经成为中国深化改革、实施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问题。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我们应该客观现实地对待特权阶层。改革不完善的产物只能用深化改革来解决，初期现代化自反性弊端只能用持续的自反性来克服。虽然在政府主导的初期渐进的改革中特权阶层的合法性不断被广大群众质疑，然而久而久之人们已经习惯地并接受了一部分人享有特权的这一事实。但是，广大民众不能接受的是特权阶层特权持久固化和继续放大，更不能容忍特权阶层最后上升为特权阶级。对这一现象视而不见或试图采用简单的手段加以消灭都是不切实际的。当前所要做的是在制度上合理地、逐步地限制他们的特权利益，使之逐渐缩小以至于消灭。所以，限制他们的特权直至最小化，防止最终形成特权阶级是治理差异性社会的未来方向之一。
2．中产阶级将成为平衡中国贫富差距的一个关键的阶级力量。
正如社会学家所言：“‘中产阶级’始终是一个具有持久魅力但又存在诸多争议的概念。”③特别是在中国，人们对中产阶级的态度20年来有了很大转变。20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是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角度开始谈起中产阶级。④进入到90年代之后，人们主要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讨论中产阶级⑤，甚至在当时的形势下，将中国存在中产阶级的观点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⑥，由是有了“防止在我国产生中产阶级的思路”①。进入21世纪，随着现代化的进行、社会的不断转型，人们开始“呼唤中产阶级”②。人们逐渐关注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精神需求，特别是商业界以及IT界的人士直言不悔地指出“要赚中产阶级的钱”③、要“为中产阶级服务”④。如今，中产阶级不再是个敏感的字眼，尽管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和划分标准不同，但是大部分的民众已经认同中国已经存在中产阶级而且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有研究指出：“我国目前的中产阶级在全国占12. 1%，在城市社会中占25. 4%。”⑤尽管这个群体目前还不具有统一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但是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功能有了新认识，那就是认为中产阶级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⑥，所以才会有人提出要“培育”中产阶级的想法⑦。可见20多年来，人们对中产阶级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防止产生一呼唤一中坚一培育”的过程。这个过程除了间接地说明现代化过程中阶级流变的状况，同时也表明中产阶级将成为衡量社会转型程度的一个尺度。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中产阶级的关注度也越来越大，这一点从学术期刊上相关文献数量的持续上升中可窥一斑，如下图：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21世纪之前中产阶级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三年，人们对中产阶级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其中研究中产阶级的文献连续三年超过40篇。从研究文献这种明显上升的趋势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产阶级将成为观察社会转型程度的一个变量。中产阶级数量越多，发挥的功能越大，社会的转型就越快，就越接近完全的自反性现代化，即中产阶级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也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产阶级是平衡中国贫富差距的一个关键的阶级力量。正如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载文所指出：“如今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最严重的威胁是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它也许会随着中产阶级的成形而消失。”⑧所以，在差异社会的未来治理中，鉴于中产阶级的重要性，国家不但要培育中产阶级，而且还将在培育的过程中使其功能良性化。
3．改善阶级底层人群状况，避免阶级利益固化。
在中国特色的自反性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各阶级有不同程度的升降，阶级之间的差异日趋明显，这虽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必经的阶段，但问题在于阶级之间贫富差距过大、阶级利益一旦固化，就容易导致差异性社会中的差异冲破临界点，跨人冲突性社会。因此，提升底层阶级的生活，防止更多的人沦为底层阶级是治理差异性社会的一个未来方向。
从上述阶级流变的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的自反性现代化中的底层阶级主要由工人和农民中的一部分人转化而来。要想避免底层阶级数量的增加，就必须从源头上改善对阶级底层人群状况。途径是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路径是提前进行技术改良，特别是在那些自反性现代化症候还不明显的地区。只有成功地改善这一部分人群的劳动能力和素质，才有可能避免代际之间阶级利益固化，这样才能增强社会活力，使底层人群的人数最小化，最终达到社会平稳向前发展的目的。
那么，如何改善呢？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在中国特色自反性现代化中，改善底层人群状况既需要我们从本国国情出发，又需要我们充分借鉴西方社会的经验。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改良蓝领工人状况的做法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日本和德国的模式。日本是通过关系性的用工合约培养对企业忠诚的工人，使得工人能够被包容在公司的信息结构中而不被时代所淘汰。德国则是通过技术学院、集体谈判、学徒制来改善底层阶级状况，通过这种对生产系统的法团主义控制使得包容性的信息结构和高度自反性的生产成为可能，同时也培养了对职业忠诚的劳动者。两国的经验在中国都被不同程度的吸收，如中国的职业技术学院、工人和大学生的实习制、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培训，等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采取这些改良劳动者素质的措施后，只是取得了短视的提升就业率的效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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