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之热”背后隐藏着重大危机

昨天温网嘉宾聊天谈“公务员之热”，从新闻和聊天中获知，温州3天时间，近万人报考709个公务员职位，一部分岗位竟然出现340：1的录取比率，这种“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大部分人只是看到表面的现象，而很少意识到“公务员之热”背后隐藏的重大危机。今天忙里偷闲，谈谈此问题。

1、政府“父母”官情结。共产党的政府有种“自以为是”的品性，把自己当成一个思想成熟的、品性良好的成年人，而把广大群众当成一群头脑简单、幼稚顽皮的儿童，政府常常以一种“父母”管教子女的态度来行使职权，这种“父母官”的思维导致政府处处以老子自居。政府认为公民都是不懂事的小孩，干什么事情都要事先经过老子许可，要不会酿成大祸。那种害怕孩子变坏、担心孩子出事的思维，必然导致父母事事要管。而管理则必然造成权力的无限扩张，就如同捷克著名戏剧家哈维尔所观察的：【把一切都约束在大一统秩序之内，生活中充满了规定、公告、指示、准则、命令和条例，个人的工作、住房、活动、社会和文化的言行和一切的一切，都被牢牢地钳制，事事受到预先决定，受到限制和控制．每一个越出规矩的行动都被看作放纵、违章、违法之举。没有官僚机构难得颁发的许可，餐馆厨师到歌唱家都无法正常工作。】（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中国这个连鸡毛蒜皮都要管的全能政府，必然造就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队伍。

2、“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皇权不下县”是中国历史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基本是以政权控制社会政治，以族权控制社会基层的一个体系。学者于建嵘用具体的数目和实证考查，说明了清朝代表王权的行政权力只抵达县一级。清代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是知县衙门，其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非常有限，而且历史封建各代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县以下基本由地方士绅或宗族大户维持秩序，推行教化。这种依靠乡绅自治的统治模式，大大节省了国家资源，一方面可以吸引地方精英的参政，另一方面又不会扩大国家机器。”（于建嵘《近代中国地方权力结构的变迁？？对衡山县地方政治制度史解释》）从中国历史的传统和目前的现状看，管理中国基层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需要很多的资源。但是现在政府不但没有放松对基层的管理，而且职能也日益增多，普遍设有“七所八站”等管理机构，事无巨细全要管，实行“一竿子插到底”模式。目前普遍实行的驻村干部、村帐乡镇代理等制度不但是对村级自治权力干涉，而且无形之中增加政府的管理成本。一些乡镇因为推行村帐代理制度而招收财务人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本不该管的事情，你要管，这不自找麻烦吗？

3、多少人养一个吃皇粮？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数据，从中可以反应出很多问题，温州bbs有《多少人养一个官》的帖子，其中讲到“历史上的官民之比：西汉时为1：7945，唐高宗时为1：3927，元成宗时为1：2613，清康熙时应为1：1991『原贴清朝数据不准，更正』，新中国成立之初为1：600。当下的财政供养人员与总人口之比：全国平均水平为1：28。在山西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之比在1：20以下，有的县如大宁县为1：13。”　最高检《正义网》的文章里也有此数据，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民官比例可能因为统计方式的原因有些误差，但可大致反映当前社会吃皇粮队伍的无比庞大。山东省一地级市市长到美国当助理，写了一篇《一位国内市长当美国“市长助理”的体验》，其文讲到，“临沂市有900多万人，2002年全市可支配财力为49亿元。尽管全市机关事业编制已经封口，3年来基本维持原有水平，但财政供养人员仍有21万，主要是教师和公职人员，其工资性支出占可支配财力的80％。而美国的纽海文市12．4万人，年财政收入却高达3亿多美元。其中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60％，其次是教育支出，公职人员的支出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从一个市长的口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那就是45人供养1个吃皇粮，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数字。政府已经逐渐失去其应有的意义，80％用于工资支出说明了中国政府是养人政府，公民的税收大部分是用来养寄生虫，而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以民”，一个不能保障社会温饱的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有政府和没有政府有什么区别。昨天温网聊天嘉宾曾瑞华说温州市当前公务员有3万人，但这不包括事业单位，吃皇粮的人数远不值这个数字。温州开展轰轰烈烈的效能革命最重要的成效就是成立了效能监察办公室，每个县市又多了几名吃皇粮的

4、经济政府的自我膨胀定律。从改革开放后的几次政府机构改革看，从没有逃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为什么会如此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自身定位的错误，把政府和发展经济联系在一起，使得政府失去自我调节的机制，表现为经济上“好大喜功”的特点。现在政府就如一部开足马力，永不停歇的机器，追求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哪个政府落后了其官员必然遭到淘汰。这种“有作为才有地位”的工作机制，必然导致很多部门要拓展自己的工作，要争取更多的职能、管更多的事情。这机制必然造成了中国是一个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膨胀、不断的招人的政府。很多人以为公务员是“一杯茶水、一张报纸”的休闲生活，其实这是早期的，现在很多岗位的公务员是忙的不可开交。领导呢？更忙，很多时候都是以分钟来计算行程的。政府事情做的越多，并不是好事情，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是政府不断膨胀的标志。政府把发展经济作为一个政绩最主要标准，政府管理职能和经济发展绑在一起，只能是政府追求一种更高、更大的目标，这种无限追求、无限欲望的政府就如一辆加速失控的火车，当达到一定速度时，必然会崩溃。这种自我发展的政府，怎能不膨胀，怎能不忙碌，怎么能不招人呢？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维持社会和经济秩序，而不是发展经济。前日温州媒体报道的“红　顶　商　人”就是典型的政企不分，政府与民争利。我崇尚一个保守的政府，崇尚一个没有作为的政府，我信奉托马斯·潘恩的一句话：“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山东临沂市委书记李群到美国当“市长助理”的一个很深的体会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好像不太管经济。”

5、企业对人才待遇偏低。年轻的时候，看书就了解到西方国家普遍有“小公务员”的称谓，意思是说公务员是一个没有出息的职位，每天做简单而又重复的事情，不但不能发挥自身的能力，而且不能很好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和贡献力。很多发达国家和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这职务并不看好，最优秀的人才并不是存在公务员队伍，而是在待遇丰厚的企业里。网上看到一则笑话，“广东省的一位父亲对儿子说，你再不好好读书，以后叫你当公务员。”公务员清规戒律太多了，公务员的收人又不高，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在西方国家很一般。10年前，公务员不大热门，比我低一届的一女校友，因为不想干公务员，自己一个人跑到企业工作。但是10年后，情况就发生了大变化，现在企业员工的工资，根本没有见长，而公务员的薪水却与日俱增，并且可以享受很多福利。这种差距表明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不足，说明企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企业对社会的创造力和贡献力无大的进步。企业不再吸引人才，而是政府吸引人才，这是社会的一种畸形。政府的收人来源于企业的纳税，现在纳税的企业不能吸引最优秀人才的参与，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而寄生于企业之上的政府却不断膨胀发展吞噬企业的人才，按照这种本末倒置趋势发展下去，必然会影响纳税之基，执政之源。

6、公务员为何如此诱惑力呢？一方面是政府税收过高，造成企业负担过重，抑致大部分企业的发展，人才在企业得不到更高的薪水。另一方面是公务员薪水的过分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导致人才对公务员职位的趋之若鹜。昨天嘉宾聊天时，市人事局的曾瑞华说温州公务员年薪平均水平为3万。但是这只财政拨款的工资，不包括住房补贴和公费医疗的隐含收入，各单位自行发放的奖金福利则根本没有计算在内。据我保守估计，市级公务员年薪一般在4－5万左右。而现在一般大专生毕业参加企业工作只有1000－1500左右，前次温网bbs好像出现大学生月薪800元的帖子。企业员工和公务员的几倍工资差距，必然会出现340：1的竞争。学者刘军宁在《有限政府与政体改革》很好的说明这问题，其文说到，“政府规模的无限扩张表现为政府机构越来越多，官员越来越多。政府的膨胀必然给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的妨碍。这时，只有干政府官员的行业才是社会中永不亏损且一本万利的行业。于是，人们为了谋生存，想尽办法挤入官员的队伍，而政府的规模越庞大，社会的负担越重。政府规模越大，就越要从社会中提取大量的钱财，用民间有限的膏脂来养活无限膨胀的政府。结果换来的是最高的权力不受约束，而普通的官员则游行于利禄之中。”

“如果政府权力过大、职能过多、规模臃肿，其胃口就会无限量地扩张，就会把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压垮。各个朝代开始时都是小政府，但经过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的经营，无不变得庞大臃肿，政府只存加强税收，但这样势必加重人民的负担，最后陷入财政危机，历代王朝的覆灭也正是因为政府的权力无限膨胀，机构庞大，苛捐杂税沉重，人民不堪重负。”（刘军宁语）当前农村危机四起，社会失控，已经是政府面临崩溃的一个前兆！

当前政府最主要任务是转变观念、改变职能、精简人员。吃皇粮太多了，还招收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