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的误区

涉黑猛料》的报道,并登载了一份“上海银行电汇凭证”。该电汇凭证的委托日期为“2001年9月21日”，汇款人全称为“上海中远汇丽俱乐部”，收款人全称为“北京建轩体育服务公司”，汇出行名称为“上海定海支行”，汇入行名称为“中行朝阳支行”，金额为“叁拾万元整”，其汇款用途为“服务”。《球报》的特约记者在文中同时还透露,当时任中远队主教练的徐根宝用5万元收买绿城队的夏青。此事在足坛乃至全国上下掀起轩然大波。徐根宝已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断然否认有此事。由于《球报》报道的标题耸人听闻,内容又没有核实,引起争议势在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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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远俱乐部认为：被告未遵守起码的新闻报道原则，对伪造的银行电汇凭证未作任何核查即采写报道,并将其刊登,不仅给中远的名誉造成巨大损害,而且还使中国足协的权威性、公正性以及法律的尊严受到重大的损害,球迷的热情和信心也遭到沉重的打击。据称,中远此次行为纯粹是“为名誉而战”,他们要求赔偿20021.17元,这一“标的”即为《球报》发表文章的时间2002年1月17日；同时,中远还要求被告在《球报》及中央媒体上作公开赔礼道歉。
而《球报》常年法律顾问则在2002年1月20日发了“声明”,辩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基本原则。在我国当前虽然没有新闻法,但新闻报道要受这一基本原则的约束。《球报》2002年1月17日报道了在杭州发生的有关“中间人”的事情,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全国许多报社、媒体对这一客观发生的新闻都进行了报道。我们知道,事实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球报》对这一事实的过程表示了关注,当然会随着这一事件的开始，一直关注如实地报道下去，直到最后有结果。作为新闻记者，在时间上要求有及时性,不能要求记者对一事实开始、全部过程、结果在一篇报道上发表出来,新闻报道不是调查研究,不能失去新闻性……

受理此案的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2002年4月24日已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球报》虚假、不实的报道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判令：被告辽宁日报社在判决生效之日起7天内在《球报》头版上刊登向原告中远汇丽足球俱乐部赔礼道歉的声明；但原告未提供受到经济损失的依据,法院对其索赔请求难以支持。据说,原告同意判决,而被告不服,还要上诉。
相信公正的司法机关最后会对此案有一个合法合理的裁决。笔者只想从法理与新闻传播学道理上对此案作一些分析,以期探讨其中的曲直是非,并探讨：报道“曝光新闻”的记者如何避免新闻侵权行为,避免吃“冤枉官司”。
新闻侵权行为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生,它是指在新闻采访写作、新闻节目制作及其传播过程中侵害他人（包括自然人与法人）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名称权、荣誉权等人格尊严权的行为。目前我国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法》尚未出台，不等于说新闻报道无法可依。事实上,从《宪法》、《民法》、《刑法》等各种法典、管理条例到部门规章制度,都有涉及新闻传播与媒介管理的,形成一个完整的有关新闻传播的法制管理体系。当然,这还不完善,还需要《新闻法》正式出台。
例如有关人格尊严权的法律规定,我国1982年《宪法》第38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权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1986年《民法通则》列有“人身权”专节，对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作了规定,并特别规定“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还规定公民、法人上述权利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要求赔偿损失。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规定了以侵犯公民名誉权和人格尊严为客观的侮辱罪和诽谤罪。我国与人格尊严权有关的司法解释也有许多,主要为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密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对侵害名誉权的关系、名誉侵权责任承担形式等问题作了具体解释与明确规定。特别是后两个文件是目前处理侵害名誉权案和新闻侵权案件最完整系统的法律文件。因此,目前我国处理新闻侵权案件是完全有法可依,中远状告《球报》一案也是不难彻底解决。问题倒是在“曝光新闻”或批评性报道中的一些新闻传播学方面的道理，却往往成为公堂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东西,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与澄清：
一.是否“客观存在的事实”都可以报道？

《试论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的误区(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