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的误区

在中国足球打假、清除黑哨的活动中,有一名“中间人”（球迷称他为“阿混”）检举揭发了上海中远汇丽足球俱乐部的所谓“贿赂事件”,出示了“电汇凭证”等等。这在新闻采访学中只能说是出现了“新闻线索”,是事实的信息或信号,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可能全面,也可能片面,还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身。特别是批评性报道更要慎之又慎,要反复核实。批评性报道在“曝光”前,一定要与当事人见面,征求意见。正如古人所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这事件中,当事人相关的有中远俱乐部的负责人、徐根宝主教练、.汇出汇入银行的负责人、经办人或收款人等等,而“电汇凭证”也要追根溯源核实其真伪。
表面看来,《球报》报道的新闻源是来自“中间人”的,“中间人”是客观存在。《球报》是否可以把责任推到“中间人”提供假情况上？这也是不行的。“中间人”弄虚作假固然可恶,后来那个“中间人”又推翻了自己的说法,实属不屑之徒；而作为一名记者有责任弄清楚事实真相后再报道,.不能以损害真实性来赶时间性（“及时性”）。中外的新闻采访学都把“不轻信”、“莫盲从”、“冷静思考”、“深入采访”等作为记者的必备素质与作风,就是此理。客观存在的事实的现象有真象、假象之分,真象是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属性,而假象则是歪曲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假象只有被彻底揭穿时,才能更深刻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当一名记者因把假象作为真象报道而混淆视听、侵犯报道对象名誉权时,还能以假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作为辩护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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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客观事实比较复杂,当事人各执一词,新闻媒体如何来处置？要不要及时报道？如何来报道？
《球报》常年法律顾问在“声明”中讲的“事实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新闻报道不是调查报告,不能失去新闻性……”,这些道理讲得很内行,都是正确的。确实,“全国许多报社、媒体对这一客观发生的新闻都进行了报道”,为什么上海中远足球俱乐部单独要上告《球报》,而不告其他媒体呢？简言之,其他媒体没有侵害中远的名誉权。一些报纸在报道“中间人”检举事件时,同时发了中远俱乐部负责人的表态与编辑表示怀疑的短评；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在报道“中间人”检举消息的同时,由节目主持人采访中远俱乐部的负责人与徐根宝主教练,让当事人说话,记者不加任何主观推测。例如,就在1月17日《球报》发表“中间人”新闻的当晚,中央电视台《足球之夜》栏目记者现场采访中远俱乐部董事长徐泽宪,让徐董声明：“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是一张假凭证。我们首先要对这种弄虚作假、企图诬陷我们俱乐部的行为进行强烈谴责……还有,我们跟这个什么体育服务公司从来没有什么业务往来,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就表明,.记者完全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站在探索真相、追求真理的正确立场上,让双方对质,给双方表态的机会,充分“让事实说活”。这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的报道方式,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球报》及其记者本意是为了足球打假除“黑哨”,滿腔的爱国热忱与正义感,是好心添了乱；与其他媒体特别是中央媒体比较,从中是否可以学到一点“舆论监督”与“媒体批评”的艺术与技巧呢？
三.“曝光新闻”或批评性报道如何把握批评的“度”？
“度”是指分寸或标准,在哲学上是指事物质的规定性,必须循规蹈矩。批评性报道是新闻舆论监督的一种利器。而新闻舆论监督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党和人民以法制形式确定的保.证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民主制度的体现,因而是一种授权活动。新闻媒体与新闻工作者作为党、政府与人民的“喉舌”,在开展舆论监督、从事批评性报道时,要把握好的“度”有：
1.真实准确。舆论监督与批评性报道的生命在街真实准确,不仅批评报道的事实确有其事,确凿无误,而且对事实的说明解释与评判议论都要恰如其分,符合事物的真相。
2.依法报道。舆论监督依法展开,批评性新闻依法报道,报道活动与报道内容都必须符合我国的法律、法规与宣传纪律。
3.平等公正。舆论监督是一种平等公正的权利,要尊重批评对象。对于批评的同志来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目的。即使对敌对势力和犯罪嫌疑人作斗争,也要讲究政策与策略。
4.及时纠错。在舆论监督与批评报道中,难免发生差错,要及时纠错,采取“更正”、“声明道歉”等手段,尽量争取法庭外和解。
在我国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今天,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进行,还必须受道德原则的约束与规范。在我们从事的新闻报道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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