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与“新形态”（上）:关于电视经济节目变革的对话

越做越好，我们所有人员都有一种追求，要把节目做好，不甘心做二流三流，但是最后努力的结果是，做得越好，看起来越沉重，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开始反思，重新审视我们自己。我们通过调查发现，我们用近70%的节目服务于14%的观众群，节目投入量的比例与观众比例出现明显反差，另一个反差还在于，我们收入的2/3来源于我们1/3的栏目和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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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
汪：一方面是栏目设置的主观性和计划性。1996年，二套经济节目有一个非常大的拓展，即由2个栏目扩展成9个栏目，经济节目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首播时间由每天的1个小时拓展成了3个小时之多，然而它未能带来明显的变化。看看当时栏目设置就很有意思。当时设了一个为都市居民服务的《生活》栏目，同时还有一个为农民服务的《金土地》栏目；既然有了《世界经济报道》栏目，就得有一个《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等等，不一而足。栏目设计的思路，典型的依据是有什么经济，有什么地域，而不是按照观众的需求，按照市场需求。以至于税务部门、保险部门等都要开栏目。国家税务部门需要有一个专栏，所以我们在《中国财经报道》里专门出了“税务周报”。节目内容也是如此，让记者跑口，都是按国家部门来分工。他是跑国家经贸委的，你是跑农业部的，他是跑交通部，你是卫生部的，他是跑国家统计局等等。记者的任务与国家部委设置相对应，而不是以观众需求来设置。
李：这也是中国所有电视台的问题——到底谁是电视节目的主体观众?
汪：另一方面是栏目形态的单一化和非先进性。我以为电视节目是类型化的，电视形态是有模式的，而电视模式是电视从业人员长期智慧的结晶，它是一种技术。运用这种技术，我们能够生产出相应的产品，而这种技术是否先进，直接导致我们产品是新的产品还是淘汰的产品，正如同VCD、DVD是两种技术生产出来的两种不同的产品，而用VCD去与DVD产品相比，显然，当DVD这种数字技术出现之后，VCD这种技术就已经过时了，至少要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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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你说的是专题节目这种模式吧?
汪：纵观我们原来的栏目设置，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栏目都用了传统的专题这种形式。比如《经济半小时》不断地做各种大专题，名为深度报道。如《千秋万代话资源》、《世纪呼吸——市场经济与职业道德》、《秋天的故事——再就业的人们》、《跨世纪的转变》（为“两个转变”而作）等。《生活》内部也是一个个小专题，有解释性的“背景”，有调查性的“消费驿站”等等。而专题这种形态是不具备先进性和可视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传统专题的方式是一种逻辑推理的方式，它把鲜活的事实切碎之后，按照逻辑的需求重新码砌。
李：专题往精里做，结果就做成论文了。传统的专题节目就是这个问题——所拍的形象和声音都被拿来作论据了。
汪：所有我们拍摄的东西都被作为论据来使用。它有自己的结论，而且结论已经先天就有了。鲜活的东西仅仅是为了论证它要论证的东西，而为了论证它要论证的东西，鲜活的东西完全被它弄死了，被它切碎了，最后鲜活性没有了，生动性也没有了，而很多内容本身，可视性就没有了。因为故事是感性的，而逻辑是理性，而电视恰恰是长于感性而弱于理性。包括最重要的一点是时效性没有了。
李：专题做下去的弊病就在这里。专题就是专门的主题，这就有得琢磨了。而电视要快速反应，有人就只好说我搞的是新闻性专题。
汪：对。有人说电视是粗糙的，其实说明电视是最要时效性的。当我们以大专题方式来报道时，第一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的说法是要抢第二落点，可是已经慢了三拍，最后时间间隔越长，只能往制作上怎么更精良、更深刻上做文章。你既然不能在第一时间里，让它最快，那你只能做最好的。当你往这条路上去追求的时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把它做成了一篇文章式的东西，然后所谓的可视性就没有了，因为故事性没有了，最后呢，它完全按照逻辑推进的方式来结构你的报道，而非故事性的这种方式，越来越不符合电视的优势、规律。
李：传统的专题节目说到底，其实就是过去老新闻纪录片那些东西。
汪：传统的专题节目并非就是说——我说它是落后形态的时候——并非是说可以消灭，它对有的内容是合适的，但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所有的栏目全采用同样的形态，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而且传统的专题节目成本是极其昂贵的，一个很小的专题，可是需要的画面呢一个要到新疆去拍一个画面，另一个需要到海南去拍一个画面。
李：这个非常要命，它不是传播，它是构造一种形式，塑造一种形式。
汪：把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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