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萨斯危机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
调查报告，介绍这种不知名的传染病。2月4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提出该病传染性超强的报告。
到了2003年春节期间，萨斯在广州暴发，这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的暴发已经导致大批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政府和媒体都对此保持沉默。春节那天（2月1日），中国南方发生了抢购醋和中药板蓝根的风潮，因为熏醋和服用板蓝根在当时被认为是预防的好方法。
从萨斯危机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第2页)
据南方日报报道，2月7日，广东省向中央报告萨斯暴发。2月9日国家卫生部派出了由副部长马晓伟带队的卫生官员去广东察看疫情。这期间，病毒疯狂蔓延，最高峰时广州900人患病，45%都是医生和医疗专业人员。
华北第一例患者是在2月出差广东省时感染萨斯的，回到山西住院。后来这位病人转到北京的医院，并引爆了北京、天津的疫情。《中国青年报》后来引述北京一位医生的话说：“如果我们提前获取广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
3月16日，中国将其第一份数据交给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科学家。这些数据点燃了希望，因为它让WHO的科学家们相信：萨斯在自己慢慢减弱。并且，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宣布这次疫情暴发已经被“有效地控制了”。于是，中国媒体宣称：WHO高度评价中国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萨斯。3月19日，卫生部长张文康称：广东“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3月23日，世卫专家到达北京。三天后，中国首次承认病毒传染范围已经超出广东，称北京有8人感染。4月3日，卫生部长张文康举行记者会，声称中国很安全，萨斯已经受到有效控制，北京只有12例萨斯病例。
4月4日，72岁的退休军医蒋彦永写信揭露卫生部长在说谎。信中称，仅他知道的309医院，就收治了60例萨斯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4月9日，《时代周刊》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蒋的公开信。西方传媒的许多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并通过电子邮件传遍全国。
论文从萨斯危机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第2页)来自
4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免去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务。同日，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公布了北京的疫情，新数字正是五天前官方数字的近10倍，高达339例，此外还有疑似病例402例。
4月23日，国家财政部宣布，中央财政拿出20亿作为非典防治基金。
4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表示要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坚决打赢防治非典型肺炎这场硬仗。国家人事部、监察部宣布，对拒不执行党和国家关于防治非典工作各项部署和要求的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律给予开除处分。
自4月下旬起，中国举国动员战非典。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指出，在萨斯疫情暴发的早期，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信息不够透明，也不够及时。但自4月中旬以来，中国政府在防治萨斯方面的正式承诺是非常坚定和强有力的，出台的各种防控措施也是非常有效的，提供的信息也是透明和及时的，群防群控也具有强有力的群众基础。[1]
当日，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宣布：从即日起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萨斯疫区名单中删除。卫生部副部长高强说，这标志着中国内地已经全部被解除了旅行限制并从疫区名单中除名，中国将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秩序。
我国传媒早期没有报道萨斯危机有其必然性
我国传媒在萨斯发生的第一个病例出现后5个月，在萨斯广泛传播之后的两个多月，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这固然有当时还不清楚萨斯为何物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新闻传播方面的基本制度使媒体很难有所作为。这个基本制度的特点是：中国有关新闻的法律没有保障新闻自由的条款，也没有为保护公众利益而独立报道疫情发生的权利，重大问题的报道要经过各级党委或它的宣传部门根据是否有利于形势稳定，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利益加以判断。
1、没有党政部门允许，传媒无法报道重大问题。
我国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所有媒体都属于国家所有，重大问题要不要报道，怎么报道，都要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最担心的是形势不安定，认为国家形势不安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邓小平说：“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促进安定团结”。[2]在许多地方领导人心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媒体揭露了本地的严重问题，会影响外界包括中央对该地政绩的看法，也会影响自己政治上的发展。
在萨斯疫情开始传播的时候，广东省卫生厅不向外公布疫情，只是向各医院发出内部通知，称出现一种新的不知名传染病，要求隔离 《从萨斯危机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7128.html
到了2003年春节期间，萨斯在广州暴发，这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的暴发已经导致大批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政府和媒体都对此保持沉默。春节那天（2月1日），中国南方发生了抢购醋和中药板蓝根的风潮，因为熏醋和服用板蓝根在当时被认为是预防的好方法。
从萨斯危机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第2页)
据南方日报报道，2月7日，广东省向中央报告萨斯暴发。2月9日国家卫生部派出了由副部长马晓伟带队的卫生官员去广东察看疫情。这期间，病毒疯狂蔓延，最高峰时广州900人患病，45%都是医生和医疗专业人员。
华北第一例患者是在2月出差广东省时感染萨斯的，回到山西住院。后来这位病人转到北京的医院，并引爆了北京、天津的疫情。《中国青年报》后来引述北京一位医生的话说：“如果我们提前获取广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
3月16日，中国将其第一份数据交给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科学家。这些数据点燃了希望，因为它让WHO的科学家们相信：萨斯在自己慢慢减弱。并且，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宣布这次疫情暴发已经被“有效地控制了”。于是，中国媒体宣称：WHO高度评价中国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萨斯。3月19日，卫生部长张文康称：广东“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3月23日，世卫专家到达北京。三天后，中国首次承认病毒传染范围已经超出广东，称北京有8人感染。4月3日，卫生部长张文康举行记者会，声称中国很安全，萨斯已经受到有效控制，北京只有12例萨斯病例。
4月4日，72岁的退休军医蒋彦永写信揭露卫生部长在说谎。信中称，仅他知道的309医院，就收治了60例萨斯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4月9日，《时代周刊》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蒋的公开信。西方传媒的许多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并通过电子邮件传遍全国。
论文从萨斯危机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第2页)来自
4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免去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务。同日，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公布了北京的疫情，新数字正是五天前官方数字的近10倍，高达339例，此外还有疑似病例402例。
4月23日，国家财政部宣布，中央财政拿出20亿作为非典防治基金。
4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表示要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坚决打赢防治非典型肺炎这场硬仗。国家人事部、监察部宣布，对拒不执行党和国家关于防治非典工作各项部署和要求的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律给予开除处分。
自4月下旬起，中国举国动员战非典。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指出，在萨斯疫情暴发的早期，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信息不够透明，也不够及时。但自4月中旬以来，中国政府在防治萨斯方面的正式承诺是非常坚定和强有力的，出台的各种防控措施也是非常有效的，提供的信息也是透明和及时的，群防群控也具有强有力的群众基础。[1]
当日，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宣布：从即日起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萨斯疫区名单中删除。卫生部副部长高强说，这标志着中国内地已经全部被解除了旅行限制并从疫区名单中除名，中国将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秩序。
我国传媒早期没有报道萨斯危机有其必然性
我国传媒在萨斯发生的第一个病例出现后5个月，在萨斯广泛传播之后的两个多月，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这固然有当时还不清楚萨斯为何物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新闻传播方面的基本制度使媒体很难有所作为。这个基本制度的特点是：中国有关新闻的法律没有保障新闻自由的条款，也没有为保护公众利益而独立报道疫情发生的权利，重大问题的报道要经过各级党委或它的宣传部门根据是否有利于形势稳定，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利益加以判断。
1、没有党政部门允许，传媒无法报道重大问题。
我国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所有媒体都属于国家所有，重大问题要不要报道，怎么报道，都要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最担心的是形势不安定，认为国家形势不安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邓小平说：“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促进安定团结”。[2]在许多地方领导人心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媒体揭露了本地的严重问题，会影响外界包括中央对该地政绩的看法，也会影响自己政治上的发展。
在萨斯疫情开始传播的时候，广东省卫生厅不向外公布疫情，只是向各医院发出内部通知，称出现一种新的不知名传染病，要求隔离 《从萨斯危机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