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萨斯危机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
病人，医护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
在疫情使社会公众担心时，虽然媒体也有所报道，但都尽量轻描谈写。在最早发生疫情的河源市，当地报纸在1月3日刊登了当地卫生局的声明：“河源没有流行病在传播……类似咳嗽，发烧等症状是由于天气相对较冷造成的。”这是中国媒体有关萨斯疫情的首次报道。2003年1月下旬，受到传染的城市之一，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刊登了来自省政府的一条简短消息：“这一病毒在广州出现已一个多月，这类传染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
2月7日，在有关非典报道的问题上，传媒被要求必须统一口径，数字要统一，处理方法要统一，报道方向要统一，而且要强调疫情已受控制。广东省即以此为根据，要求广东各媒体不得随意炒作广东疫情。
从萨斯危机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第3页)
广东公众了解萨斯疫情，主要得力于2月8日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的传播。手机短信说：“广州有致命流感。”这一信息当天被传送4000万次，第二天传送4100万次，第三天传送4500万次。
2月11日，广东省委领导人做出“非典型肺炎发病高峰已过，病情初步得到控制”的判断，要求“用权威的声音引导舆论，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恐慌”，在积极防治的同时“绝不能因此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并在当日，由省卫生厅召开了它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卫生厅称，在去年11月16日到2月9日之间，305人被感染，5人死亡。记者会之后一个星期，广东媒体大量报道萨斯，其中《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出8个专版。2月23日，广东省宣传部门称太多批评影响“稳定”，再次禁止媒体报道。疫情也很快扩散到了北京等许多城市。3月上旬，为了保障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顺利召开，禁止萨斯扩散、蔓延这类负面报导也就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
在病毒感染越来越多的人的时候，卫生部3月9日同北京各医院院长举行会议，通报萨斯信息，并强调任何人不得对媒体报告疫情。
但那些做法并不能彻底压制关于疫情的讨论。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广东30名代表提议建立全国防疫网。
4月2日，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说，在非典型肺炎刚暴发时，广东当局没有及时向公众通告事实真相，在缺乏官方声音的情况下，各种谣言加深了当地居民对疫情的忧虑。对于不懂英文的社会大众来说，这条消息没法被较多的人注意到。
应该看到，由于市场经济的推动，中国媒体之间的竞争比过去激烈，它们是愿意刊登这些新闻的，但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在明令不准报道的情况下，它们也无可奈何。据说，广东有的宣传管理机关的人士就说过，“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媒体”。甚至说，香港搞得人心惶惶，就是媒体大做文章，耸人听闻造成的。
2、传染病疫情统一发布的法律和法规使传媒无法报道萨斯。
中国新闻工作者出于立法以保护新闻自由的想法，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就要求制定一部专门的新闻法，但20多年来新闻法一直没能出台，然而适应新闻的法律条文在中国不少法律中都有，但很多都与扩大新闻自由的目标相反。中国有许多法律都是规定，信息统一发布，媒体不能擅自报道。
《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疫情，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疫情。”[3]这说明，只有中央和省两级政府的卫生部门有公布疫情的权利。在此之后，卫生部发布的关于授权公布传染病疫情的通知，更是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准对外通报、公布和引用发表未经发布的传染病疫情。”这意味着，媒体不得报道未经政府卫生部门发布的或未经批准的疫情新闻。
中国的新闻统一发布制度还可见于其他很多领域。如《气象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对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有关核事故的新闻由国务院授权的单位统一发布。”《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新闻媒体刊登或者播发地震预报消息，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以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地震预报为准。”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新闻，更是要求统一发布。1987年中宣部等部门《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重申：新华社是“党和国家发布新闻的机关”，它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准确地、及时地统一发布党和政府的重要新闻，主要是指：（1）党和政府的重大政策、决定；（2）重要文件；（3）重要会议新闻；（4）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活动；（5）中央领导人同外宾会见、会谈时发表的涉及国内外重大问题的谈话；（6）重要人士任免；（7）领导人去世等。这个文件解释：“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有一个统一的发布口子和口径可以避免因 《从萨斯危机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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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使社会公众担心时，虽然媒体也有所报道，但都尽量轻描谈写。在最早发生疫情的河源市，当地报纸在1月3日刊登了当地卫生局的声明：“河源没有流行病在传播……类似咳嗽，发烧等症状是由于天气相对较冷造成的。”这是中国媒体有关萨斯疫情的首次报道。2003年1月下旬，受到传染的城市之一，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刊登了来自省政府的一条简短消息：“这一病毒在广州出现已一个多月，这类传染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
2月7日，在有关非典报道的问题上，传媒被要求必须统一口径，数字要统一，处理方法要统一，报道方向要统一，而且要强调疫情已受控制。广东省即以此为根据，要求广东各媒体不得随意炒作广东疫情。
从萨斯危机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第3页)
广东公众了解萨斯疫情，主要得力于2月8日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的传播。手机短信说：“广州有致命流感。”这一信息当天被传送4000万次，第二天传送4100万次，第三天传送4500万次。
2月11日，广东省委领导人做出“非典型肺炎发病高峰已过，病情初步得到控制”的判断，要求“用权威的声音引导舆论，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恐慌”，在积极防治的同时“绝不能因此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并在当日，由省卫生厅召开了它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卫生厅称，在去年11月16日到2月9日之间，305人被感染，5人死亡。记者会之后一个星期，广东媒体大量报道萨斯，其中《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出8个专版。2月23日，广东省宣传部门称太多批评影响“稳定”，再次禁止媒体报道。疫情也很快扩散到了北京等许多城市。3月上旬，为了保障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顺利召开，禁止萨斯扩散、蔓延这类负面报导也就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
在病毒感染越来越多的人的时候，卫生部3月9日同北京各医院院长举行会议，通报萨斯信息，并强调任何人不得对媒体报告疫情。
但那些做法并不能彻底压制关于疫情的讨论。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广东30名代表提议建立全国防疫网。
4月2日，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说，在非典型肺炎刚暴发时，广东当局没有及时向公众通告事实真相，在缺乏官方声音的情况下，各种谣言加深了当地居民对疫情的忧虑。对于不懂英文的社会大众来说，这条消息没法被较多的人注意到。
应该看到，由于市场经济的推动，中国媒体之间的竞争比过去激烈，它们是愿意刊登这些新闻的，但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在明令不准报道的情况下，它们也无可奈何。据说，广东有的宣传管理机关的人士就说过，“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媒体”。甚至说，香港搞得人心惶惶，就是媒体大做文章，耸人听闻造成的。
2、传染病疫情统一发布的法律和法规使传媒无法报道萨斯。
中国新闻工作者出于立法以保护新闻自由的想法，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就要求制定一部专门的新闻法，但20多年来新闻法一直没能出台，然而适应新闻的法律条文在中国不少法律中都有，但很多都与扩大新闻自由的目标相反。中国有许多法律都是规定，信息统一发布，媒体不能擅自报道。
《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疫情，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疫情。”[3]这说明，只有中央和省两级政府的卫生部门有公布疫情的权利。在此之后，卫生部发布的关于授权公布传染病疫情的通知，更是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准对外通报、公布和引用发表未经发布的传染病疫情。”这意味着，媒体不得报道未经政府卫生部门发布的或未经批准的疫情新闻。
中国的新闻统一发布制度还可见于其他很多领域。如《气象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对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有关核事故的新闻由国务院授权的单位统一发布。”《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新闻媒体刊登或者播发地震预报消息，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以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地震预报为准。”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新闻，更是要求统一发布。1987年中宣部等部门《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重申：新华社是“党和国家发布新闻的机关”，它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准确地、及时地统一发布党和政府的重要新闻，主要是指：（1）党和政府的重大政策、决定；（2）重要文件；（3）重要会议新闻；（4）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活动；（5）中央领导人同外宾会见、会谈时发表的涉及国内外重大问题的谈话；（6）重要人士任免；（7）领导人去世等。这个文件解释：“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有一个统一的发布口子和口径可以避免因 《从萨斯危机看新闻自由与保守国家秘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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