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经验与贫乏——论现代性语境下的本雅明（上)
讨论不是他的风格；即使论题有明显的矛盾，以致讨论显得必不可少，他也尽量回避。”[101]比如他刚刚将“一八四六年沙龙”题献给“布尔乔亚”，但不久他却以最激烈的波希米亚方式攻击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八五○年时他还主张艺术不能同功利分开，几年后却又鼓吹“为艺术而艺术”。这些反复无常的性格与职业密谋家是一致的，但这却显示出波德莱尔作为一个文人的自由立场：“他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反戈一击在他自己看来不过是一种姿态，以此他可以宣告他作为一个自己支配自己的文人的自由。”[102]
还有，职业密谋家“醉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他们只靠暴动、密谋、制造骚乱以推翻现政府，而不知道革命的力量来自于无产阶级，来自于对无产阶级的教育。而“波德莱尔的政治洞察力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这些职业密谋家。无论他同情宗教反动还是同情一八四八年革命，其表达都是生硬的，其基础都是脆弱的。”[103]波德莱尔与他们的相同之处是都只知道不断地破坏、反抗、革命。他“所表达的不如叫作煽动的形而上学”，[104]“甚至是马克思在密谋者身上遇到过的恐怖主义的白日梦也能在波德莱尔身上找到相应的东西。”[105]除了“破坏性的冷嘲热讽”外，他们找不到也意识不到更好的反抗的方法。波德莱尔写道“一旦我重获那种偶尔有过的朝气和力量，我将用骇人的书发泄我的愤怒，我要使整个人类起来同我作对。其中的快乐能给我无限的安慰。”[106]本雅明对此评论道：“这种压抑着的暴怒……是半个世纪的街垒战在巴黎职业密谋者身上培育出的激情。”[107]而巴黎街垒有着革命的传统，是密谋者活动的中心，波德莱尔因此对它深怀敬意，他“在告别这座城市前并没有忘记参拜一下街垒，他记起了一筑起街垒的神奇的石头，当然这些石头是‘神奇的’，因为波德莱尔的诗只字未提那些搬动它们的手。”[108]波德莱尔以他的作品象职业密谋者那样发泄对世界的愤怒，他们歌颂暴力及其象征街垒，却忘了搬动街垒的手——无产阶级。
由于都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商品经济的对立面和都有着不稳定的社会地位，波德莱尔的处境与性格与职业密谋者有许多相似之处。本雅明还进一步将“拾垃圾者”的形象与波德莱尔这一类文人联系起来。“当然，一个拾垃圾的不会是波希米亚人的一部分。但每个属于波希米亚人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都可以在拾垃圾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并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在适当的时候，拾垃圾的会同情那些动摇着的这个社会的根基的人们。”[109]在波德莱尔著名的《拾垃圾者的酒》中写道，“常看到一个拾垃圾者，摇晃着脑袋，/碰撞着墙壁，像诗人似的踉跄走来，/他对于暗探们及其爪牙毫不在意，/把他心中的宏伟意图吐露无遗。”波德莱尔在此看到了诗人与“拾垃圾者”形象的相通处，他们有着共同的“踉跄”步态和反抗的“宏伟意图”。拾垃圾者由于“新的工业进程拒绝了某种既定的价值”，于是他们“便在城市大量出现。他们为中产阶级服务并在街头构成了一种家庭手工业。拾垃圾的对自己的时代十分着迷。”[110]拾垃圾者与波德莱尔一类文人都是新的工业进程下的产物，他们都有着关注自己的时代的现代性意识，共同担负着“对穷人的最早的关注”，这部分出于他们共有着生活朝不保夕的低贱的社会地位。另外，诗人的写作与垃圾也有关联，“诗人在荒漠的街道上从词、片断和句头组成的幽灵般的大众中夺取诗的战利品。”[111]诗人们象拾垃圾者一样聚敛被城市遗弃、丢失和踩碎的东西，并“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仔细地审查纵欲的编年史，挥霍的日积月累”，然后将这些垃圾在“工业女神的上下鄂间成形为有用之物或令人欣喜的东西。”诗人的写作内容就是加工城市的“垃圾”，发掘和拾捡资本主义现代性所掩盖与遗弃的东西，而其写作过程也深蕴着拾垃圾的隐喻，“两者都是在城市居民酣沉睡乡的时候孤寂地操着自己的行当，甚至两者的姿势都是一样的。”[112]波德莱尔走路时僵直的步态，就是“诗人为寻觅诗韵的战利品而漫游城市的步子；这也必然是拾垃圾者在他的小路上不时停下捡起碰到的破烂的步子。”[113]
并且“拾垃圾者”有时也会同情无产阶级的反抗，尽管他们之间根本不同，“拾垃圾者”与“职业密谋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在他的梦中不是孤独的，他有许多同志相伴，他们同样浑身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同样尸冷战场。他的胡子垂着象一面破旧的旗帜。在他四周随时会碰上mouchards（暗探），而在梦中都是他支配他们。”[114]“拾垃圾者”在这里成了正在战斗的“职业密谋者”，这种悲壮乃至悲凉的背景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无望的抗争姿态又何其相似乃尔！
诗人以拾垃圾者的“僵直的步态”漫游城市而寻觅“诗韵的战利品”，于是诗人又有了一个与他相似的形象出现了——漫游者，本雅明称之为“游手好闲者”（flaneur）
游手好闲者也就是“游荡者”，他就是在人群中游荡但又以清醒独立的姿态对人群进行观察的人，游手好闲者经常出没于19世纪中叶巴黎的连接室内与街道交接处的拱门街。拱门街可说是现代性的杰作：他是两侧由豪华商店组成的通道，顶端用玻璃镶嵌、钢架支撑、汽灯垂吊，地面则由大理石铺垫。这种宽阔的街面适宜游荡者倘徉其中，而在第二帝国的豪斯曼主持改建巴黎之前，宽阔的街面很少，因而“游手好闲者”也并不多。
游手好闲者在拱门街倘徉时要遭遇到大量的人群，因此，游手好闲者与人群的关系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爱伦·坡在小说《人群中的人》中表明了“人群中的人”在独自一人时就会感到孤独落寞、不自在，因此他要到人群去，隐藏到人群中。[115]爱伦·坡有意混淆了离群索居的人与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区别。而波德莱尔则将“游手好闲者”称为爱伦坡意义上的“人群中的人”。但本雅明指出波德莱尔本人实际上“喜欢孤独，但他喜欢的是稠人广众中的孤独。”[116]因此波德莱尔将“人群中的人”与“游手好闲者”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人群中的人绝非游手好闲者。在人群中的人身上，沉静让位于狂暴行为。”[117]本雅明在这里对“人群中的人”与“游手好闲者”做了细腻区分。其关键在于个人面对大众所处位置的不同，前者全身心投入到热烈狂暴的人群中，他以人群为家，丝毫不能脱离人群而自存。而后者在置身于人群的同时，却有着清醒的超脱意识，能入得其内出得其外。“游手好闲者行走在人群之中，他的脚步是一个‘个人’的脚步。在人群中找寻审美瞬间的同时，他仍然拥有思索的私人空间。因此，游手好闲者与人群的关系必定是经由中介而形成的。[118]
游手好闲者是社会的边缘人：“游手好闲者依然站在大城市的边缘，犹如站在资产阶级队伍的边缘一样。但是两者都还没有压倒他。他在两者中间都不感到自在。他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119]本雅明还将游手好闲者与人群的关系引申比喻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本雅明认为出生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将自身政治化，但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当然也不属于资产阶级，他是资产阶级的反叛者。知识分子是思想界的游手好闲者，是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独特群体，发挥着特殊的政治化功能。
总之，本雅明通过提供密谋家、拾垃圾者和游手好闲者等形象以隐喻的手法形象说明了现代诗人（文人）所处的边缘地位与尴尬处境，比喻新奇而独特，从方方面面描绘了现代文人的不同面相：“职业密谋家”偏重于说明现代文人的性格与精神气质，“拾垃圾者”则主要说明了其写作特征及过程，“而游手好闲者”则集中显示了其至少是形式上的自由生存状态。
诗人在现代社会是一个踉踉跄跄行走在人群中的没有光环的孤独者，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诗人所无法摆脱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他们每一个都必须把自己的作品看作商品以推向市场获得报酬。“波德莱尔明白文人的真实处境；他们象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都是想找一个买主。”[120]诗人作为游手好闲者在随意漫步寻求诗意的素材时仍一 《（推荐）经验与贫乏——论现代性语境下的本雅明（上)(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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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职业密谋家“醉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他们只靠暴动、密谋、制造骚乱以推翻现政府，而不知道革命的力量来自于无产阶级，来自于对无产阶级的教育。而“波德莱尔的政治洞察力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这些职业密谋家。无论他同情宗教反动还是同情一八四八年革命，其表达都是生硬的，其基础都是脆弱的。”[103]波德莱尔与他们的相同之处是都只知道不断地破坏、反抗、革命。他“所表达的不如叫作煽动的形而上学”，[104]“甚至是马克思在密谋者身上遇到过的恐怖主义的白日梦也能在波德莱尔身上找到相应的东西。”[105]除了“破坏性的冷嘲热讽”外，他们找不到也意识不到更好的反抗的方法。波德莱尔写道“一旦我重获那种偶尔有过的朝气和力量，我将用骇人的书发泄我的愤怒，我要使整个人类起来同我作对。其中的快乐能给我无限的安慰。”[106]本雅明对此评论道：“这种压抑着的暴怒……是半个世纪的街垒战在巴黎职业密谋者身上培育出的激情。”[107]而巴黎街垒有着革命的传统，是密谋者活动的中心，波德莱尔因此对它深怀敬意，他“在告别这座城市前并没有忘记参拜一下街垒，他记起了一筑起街垒的神奇的石头，当然这些石头是‘神奇的’，因为波德莱尔的诗只字未提那些搬动它们的手。”[108]波德莱尔以他的作品象职业密谋者那样发泄对世界的愤怒，他们歌颂暴力及其象征街垒，却忘了搬动街垒的手——无产阶级。
由于都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商品经济的对立面和都有着不稳定的社会地位，波德莱尔的处境与性格与职业密谋者有许多相似之处。本雅明还进一步将“拾垃圾者”的形象与波德莱尔这一类文人联系起来。“当然，一个拾垃圾的不会是波希米亚人的一部分。但每个属于波希米亚人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都可以在拾垃圾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并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在适当的时候，拾垃圾的会同情那些动摇着的这个社会的根基的人们。”[109]在波德莱尔著名的《拾垃圾者的酒》中写道，“常看到一个拾垃圾者，摇晃着脑袋，/碰撞着墙壁，像诗人似的踉跄走来，/他对于暗探们及其爪牙毫不在意，/把他心中的宏伟意图吐露无遗。”波德莱尔在此看到了诗人与“拾垃圾者”形象的相通处，他们有着共同的“踉跄”步态和反抗的“宏伟意图”。拾垃圾者由于“新的工业进程拒绝了某种既定的价值”，于是他们“便在城市大量出现。他们为中产阶级服务并在街头构成了一种家庭手工业。拾垃圾的对自己的时代十分着迷。”[110]拾垃圾者与波德莱尔一类文人都是新的工业进程下的产物，他们都有着关注自己的时代的现代性意识，共同担负着“对穷人的最早的关注”，这部分出于他们共有着生活朝不保夕的低贱的社会地位。另外，诗人的写作与垃圾也有关联，“诗人在荒漠的街道上从词、片断和句头组成的幽灵般的大众中夺取诗的战利品。”[111]诗人们象拾垃圾者一样聚敛被城市遗弃、丢失和踩碎的东西，并“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仔细地审查纵欲的编年史，挥霍的日积月累”，然后将这些垃圾在“工业女神的上下鄂间成形为有用之物或令人欣喜的东西。”诗人的写作内容就是加工城市的“垃圾”，发掘和拾捡资本主义现代性所掩盖与遗弃的东西，而其写作过程也深蕴着拾垃圾的隐喻，“两者都是在城市居民酣沉睡乡的时候孤寂地操着自己的行当，甚至两者的姿势都是一样的。”[112]波德莱尔走路时僵直的步态，就是“诗人为寻觅诗韵的战利品而漫游城市的步子；这也必然是拾垃圾者在他的小路上不时停下捡起碰到的破烂的步子。”[113]
并且“拾垃圾者”有时也会同情无产阶级的反抗，尽管他们之间根本不同，“拾垃圾者”与“职业密谋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在他的梦中不是孤独的，他有许多同志相伴，他们同样浑身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同样尸冷战场。他的胡子垂着象一面破旧的旗帜。在他四周随时会碰上mouchards（暗探），而在梦中都是他支配他们。”[114]“拾垃圾者”在这里成了正在战斗的“职业密谋者”，这种悲壮乃至悲凉的背景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无望的抗争姿态又何其相似乃尔！
诗人以拾垃圾者的“僵直的步态”漫游城市而寻觅“诗韵的战利品”，于是诗人又有了一个与他相似的形象出现了——漫游者，本雅明称之为“游手好闲者”（flaneur）
游手好闲者也就是“游荡者”，他就是在人群中游荡但又以清醒独立的姿态对人群进行观察的人，游手好闲者经常出没于19世纪中叶巴黎的连接室内与街道交接处的拱门街。拱门街可说是现代性的杰作：他是两侧由豪华商店组成的通道，顶端用玻璃镶嵌、钢架支撑、汽灯垂吊，地面则由大理石铺垫。这种宽阔的街面适宜游荡者倘徉其中，而在第二帝国的豪斯曼主持改建巴黎之前，宽阔的街面很少，因而“游手好闲者”也并不多。
游手好闲者在拱门街倘徉时要遭遇到大量的人群，因此，游手好闲者与人群的关系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爱伦·坡在小说《人群中的人》中表明了“人群中的人”在独自一人时就会感到孤独落寞、不自在，因此他要到人群去，隐藏到人群中。[115]爱伦·坡有意混淆了离群索居的人与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区别。而波德莱尔则将“游手好闲者”称为爱伦坡意义上的“人群中的人”。但本雅明指出波德莱尔本人实际上“喜欢孤独，但他喜欢的是稠人广众中的孤独。”[116]因此波德莱尔将“人群中的人”与“游手好闲者”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人群中的人绝非游手好闲者。在人群中的人身上，沉静让位于狂暴行为。”[117]本雅明在这里对“人群中的人”与“游手好闲者”做了细腻区分。其关键在于个人面对大众所处位置的不同，前者全身心投入到热烈狂暴的人群中，他以人群为家，丝毫不能脱离人群而自存。而后者在置身于人群的同时，却有着清醒的超脱意识，能入得其内出得其外。“游手好闲者行走在人群之中，他的脚步是一个‘个人’的脚步。在人群中找寻审美瞬间的同时，他仍然拥有思索的私人空间。因此，游手好闲者与人群的关系必定是经由中介而形成的。[118]
游手好闲者是社会的边缘人：“游手好闲者依然站在大城市的边缘，犹如站在资产阶级队伍的边缘一样。但是两者都还没有压倒他。他在两者中间都不感到自在。他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119]本雅明还将游手好闲者与人群的关系引申比喻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本雅明认为出生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将自身政治化，但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当然也不属于资产阶级，他是资产阶级的反叛者。知识分子是思想界的游手好闲者，是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独特群体，发挥着特殊的政治化功能。
总之，本雅明通过提供密谋家、拾垃圾者和游手好闲者等形象以隐喻的手法形象说明了现代诗人（文人）所处的边缘地位与尴尬处境，比喻新奇而独特，从方方面面描绘了现代文人的不同面相：“职业密谋家”偏重于说明现代文人的性格与精神气质，“拾垃圾者”则主要说明了其写作特征及过程，“而游手好闲者”则集中显示了其至少是形式上的自由生存状态。
诗人在现代社会是一个踉踉跄跄行走在人群中的没有光环的孤独者，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诗人所无法摆脱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他们每一个都必须把自己的作品看作商品以推向市场获得报酬。“波德莱尔明白文人的真实处境；他们象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都是想找一个买主。”[120]诗人作为游手好闲者在随意漫步寻求诗意的素材时仍一 《（推荐）经验与贫乏——论现代性语境下的本雅明（上)(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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