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经验与贫乏——论现代性语境下的本雅明（上)

刻忘不了他是靠出卖劳动力以换取报酬的人。本雅明说明了资本主义艺术市场的发展历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十九世纪“使创造的形式从艺术中解放出来”，就是说某些艺术样式开始脱离传统艺术而进入到商品市场中，而作为土木工程的建筑艺术是这一解放的先行者，接着是复制自然的摄影，这些靠新技术推动的艺术已经将自己实用化“准备成商业艺术。”而其他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艺术如文艺专栏和诗歌都即将进入市场。[121]从19世纪30年代末报纸专栏开始强劲崛起于文化市场（而在此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122]报纸取代了期刊成为人们日常文学生活的中心。报纸通过降低订金、刊登广告和连载小说使自己彻底地商品化了。而文人也在此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报纸必须千方百计吸引读者以提高订阅量并最终获得巨额广告费，而吸引读者最好的办法是提升报纸内容的可读性，于是报纸专栏和连载小说的分量剧增，专栏稿费也随之大幅提高。有些作家如欧仁·苏、拉马丁就以刊登在专栏上的小说获得巨额报酬和响亮的名声。随之，作家会利用自己的名声开拓财源，并走向政治名利场，尽力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而政府也会利用他们为自己的政策作宣传，如此文人与政治的勾结被本雅明视为“腐败的新形式”。[123]但这并非普遍情况，更多的是象波德莱尔一类文人“很少有机会使出版商接受他的稿子。”[124]他们对文学市场不抱任何幻想，从而完全屈服于出版商，很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须不论人家出什么价都得卖。“在文学市场上，波德莱尔最终也只占了一个很糟的位置”。因此波德莱尔把他那样的文人比作娼妓，“为钱而干的缪斯”，他们不得不用诗人的自由换来冷酷的现金，这样不自由的尴尬地位实在令人唏嘘不已。[125]
     最后，须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章中所涉及的无论是现代人从“经验”到“体验”的感受模式的变迁，还是现代抒情诗的内容转换，抑或是抒情诗人的现代角色的定位等等内容，都是以本雅明视野中的波德莱尔为典型个例（也可以是本雅明的自况）展开的。本雅明可说是波德莱尔的异国知音，他是后者《巴黎即景》的德文译者。本雅明对波德莱尔和其人其作的评论与鉴别很多都是切中肯綮的，比如他对波氏“波希米亚人”的压抑处境和反抗精神的描绘，对波氏等现代文人象“游手好闲者”一样张望和沉思的生活方式的揭示，对波氏诗作基于震惊‘忧郁’体验而作出的“反思”与“神会”的调整的深刻论述，特别是对波氏诗作中独具的现代意识的发现（“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等，这些都是显示出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深入的了解与把握。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本雅明研究波德莱尔的目的并非止于研究对象本身，而是要透过后者显示出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抒情诗人（乃至一般现代文人）的普遍境遇，因此本雅明的波德莱尔研究就不是也不需要对后者作出全人全作的全面评论，而只是从偏于社会学的角度（这也是本雅明更大的“巴黎拱廊”计划的角度）发掘出波德莱尔及其诗作的内涵，而其他一些内容诸如波氏对象征、化丑为美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对散文诗体裁的关注、对精粹语言的磨炼等诗作本身的价值则被忽略了；另外，波德莱尔的纨裤子弟的真实生活及其诗作中富于宗教感的深渊意识也不在本雅明的法眼之内，这也正好说明了洞见与盲视并存，哪里有发现那里就有遮敝的道理。
     总之，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中通过波德莱尔这一样本为我们全方位展示了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现代性语境）中抒情诗人的身心遭遇、生活方式及所做出的反应与调整。19世纪的资本主义无论在商品市场还是在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方面都有着迅猛发展，这一切让沉浸于昔日田园牧歌式和谐经验之中的抒情诗人猝不及防，迫使他们遭遇一系列震惊式体验。现代生活的剧变一方面使现代文人们的既有经验严重贬值，一方面也使他们的社会地位迅速边缘化了。这些震惊体验的主题在现代抒情诗中得以表达并被诗人以反思与怀旧的方式予以清除，从而使诗人受创的身心得到安抚。抒情诗人被现代社会安置在“波希米亚人”、“游手好闲者”的卑微地位，他们成为现代性的弃儿。表面上，抒情诗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可有可无的多余人，但正是他们才能承担起救治疲弱的现代性的“现代英雄”，他们的反抗意义重大，他们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们是现代性病体上的“牛虻”。

 

《（推荐）经验与贫乏——论现代性语境下的本雅明（上)(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