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经验与贫乏——论现代性语境下的本雅明（上)
影响而形成的艺术想象与联想的心理状态，它更多是作为一种艺术表达手段而被提及。本雅明将“神会”与“通感”（一译“联觉”：synaesthesia）严格区别开来：“普鲁斯将在‘神会’（原文‘通感’，引文改动，下同—引者注）问题上蔑视学究气的文学，他不再对联觉条件下的艺术多样性感到迷惑。”[82]。
因为“通感”主要是共时的，而“神会”则是历时的，它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类似于柏格森、普鲁斯特意义上的时间：在回忆之中超越于外在的实在时间，一旦我们进入到这种回忆的时间，“神会”的状态就悠然显现：“‘神会’是回忆的材料——不是历史的材料，而是前历史的材料。使节日变得伟大重要的是同以往生活的相逢。”[83]过去的生活在节日的灵性时间中得以复活，一切都变得丰富而善感，充满生命的意蕴，美丽的“山洞、植物、乌云、波浪等意象是从思乡病的泪水里，从泪水的热雾中涌现出来的。”[84]因此，F·杰姆逊说本雅明患上了现代性的怀旧乡愁。[85]本雅明正是在怀旧的乡愁中看到了“波德莱尔的‘神会’所意味的，或许可以描述为一种寻求在证明危机的形式中把自己建立起来的经验。”[86]‘神会’就是挽救已然破碎的现代性经验，它是在时间的追怀中完成这一使命的：“没有同时的神会，……往事的喃喃低语或许能在神会中听到，而它们的真正的经验则存在于先前的生活中。”“波德莱尔让自己向那种在过时的伪装下从他那里逃走的心灵之外的时间表示尊敬。”[87]对于这一点，第一章论述较详，可参考。
“神会”这种独特体验除表达在时间之中又超越时间的回忆的含义外，它还带有神秘的宗教体悟的意蕴。如果说“普鲁斯特的重建仍停留在尘世存在的界限内，而波德莱尔则超越了它。”[88]《追忆逝水年华》殊少宗教意味，而波德莱尔的诗作则多所宗教体验，“以致力于某些无可挽回地失落了的事情。”比如他的一首命名《神会》的著名十四行诗这样写道：“自然是一种神殿，那里有活的柱子/不时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语言；/行人经过该处，穿过象征的森林，/森林露出亲切的眼光对人注视。”[89]也许是波德莱尔特有的家庭的宗教背景，才使得他对经验的重建，“只有在宗教仪式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90]而普鲁斯特作品超越了这个范围，它就把自身作为世俗美的事物呈现出来。波德莱尔的“神会”“记录了一个包含宗教仪式在内的经验的概念，只有通过自己同化这些成份，波德莱尔才能探寻他作为一个现代人所目睹的崩溃的全部意义。”[91]波德莱尔试图寻找或皈依某种神魅的世界以摆渡至现代性的彼岸。波德莱尔诗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从同样的安慰的无效，同样的热情的毁灭，和同样的努力的失败里获得诗。”[92]
“神会”还有一层含义：忧郁。波德莱尔的诗句中充满忧郁之情。现实的震惊、经验的无能都导致了人们的“忧郁”。他敏感于机械物质时间的强势推进，他感到在面对现实的“经验的极度无能”时的极端情感——狂怒，而“愤怒的暴发是用分分秒妙来记录的，而忧郁的人是这种计时的奴隶。”波德莱尔在一首诗中真切地描绘了时间的恐怖“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时间将我吞噬，/象无边的大雪覆盖着一个一动不动的躯体。”[93]但时间的魔咒必须要破除，方法就是怀旧的回忆。本雅明将回忆与“灵韵”（参见本文第三章）相联系。人们曾享有的经验目前正处于崩溃的境地，回忆帮助我们重新寻回逝去的经验。这种回忆就是前文讲过的普鲁斯特式的“非意愿记忆”，“它未必要把自己同一个视觉形象联系起来；它在所有的感性印象中，只与同样的灵韵（原文“气息”引文改为“灵韵”——引者注）结盟。或许辨出一种灵韵的光晕能比任何其它的回忆都具有提供安慰的优越性。因为它极度地医学专用了时间感。一种灵韵的光晕能够在它唤来的气息中引回岁月。这就赋予波德莱尔的诗句一种不可估量的安慰感。”[94]这样“回忆”就蕴涵着传统艺术“灵韵”般的特质：丰富、完整、富于存在的意蕴，它能超脱于现代性的尴尬而跃升于灵性之境中。在这里，时间不再狂暴肆虐，它已经被“极度地医学专用”。于是，在回忆的“忧郁”中，“时间变得具体可感，分分秒秒像雪片似地将人覆盖。这种时间是在历史之外的。就像非意愿记忆的时间一样。但在‘忧郁’中，对时间的理解是超自然地确切的。每一秒都能找到准备插入到它的震惊中去的意识。”[95]这样，本雅明就在忧郁之中使时间停顿，让忧郁之物静静地失效，这与他在《德国悲悼剧的起源》中以忧郁之眼窥破自然历史的“死亡面具”，从而拯救出其生命意义的“寓言”手法一脉相承。
总之，作为审美心理与写作技法的“通感”与具有丰富历史与存在论意蕴的“神会”相比，前者内涵无疑要单薄许多。但二者在显示完整与联系的意义上则是相通的，这也是译者常常误译、读者容易误解、而本雅明要特别加以区分的原因。本雅明指出“神会”一词来概括波德莱尔抒情诗的重建经验的主题是独具慧眼的，它也揭示出一般抒情诗人面对现实“震惊”而采取突围的一种路径。从本雅明自身诗学体系上说，“神会”这一范畴是从“经验”、“灵韵”再到“震惊”这一概念链条的逻辑终点，“神会”经历了“震惊”条件下的“经验”，“灵韵”的失落，最后向着重拾经验、恢复灵韵的更高层次的起点迈进，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正、反、合的上升的循环旅程。这显示出波德莱尔、本雅明怀旧保守的一面，但也透露出要直面现实震惊、探索与肯定现代主义的一面。传统与往昔难以割舍，但现代性的强大又使得不能真正完全地回归过去，这表明本雅明矛盾徘徊、分裂的痛苦心情。
第三节 抒情诗人的现代角色
同抒情诗人在遭遇现代社会的震惊体验而失落了完满的经验相类似，抒情诗人的地位在现代社会中也已严重趋于边缘化。如果说在漫长的中世纪和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西欧近代社会的几百年里，艺术家们还可以在宫廷、教会和贵族的庇护下维持较稳定的收入与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大加快、社会状态极大变迁的十九世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艺术家们就基本脱离了保护者而获得独立，艺术家们在获得自律自由的艺术地位的同时被整个地抛入资本主义商品市场，除小部分文人获得市场青睐外，大部分文人则象波德莱尔那样处于局促尴尬的境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要在全世界灭绝抒情诗的进程”。[96]
本雅明通过分析波德莱尔揭示出一般抒情诗人（文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处境。对于波德莱尔来说，“游手好闲者，流氓阿飞，纨裤子弟以及拾垃圾的，所有这些都是他的众多的角色。”[97]
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一文中用两章（“波希米亚人”与“游手好闲者”）来勾勒波德莱尔一类的文人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所处的地位。在“波希米亚人”一章中，本雅明又以“职业密谋家”与“拾垃圾者”两类人来描画波德莱尔的形象角色。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与马克思曾论及的“职业密谋家”有相似之处：“要回想起波德莱尔的面孔，就得说出他显露出的与这种类型的相似。”[98]而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将“职业密谋家”与“临时密谋家”划分为无产阶级密谋家的两大类型：与后者有其他正式工作而只是临时参与密谋、参加集会不同，前者“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密谋活动上，并以此为生”，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定，成天与各种可疑之人打交道，毫无规律可言，没有固定的居所，只有密谋者经常会面的小酒馆才是他们歇脚的地方。总之，他们属于巴黎“流氓汉”之类的一群人。[99]波德莱尔的流浪汉的边缘化生存处境正与职业密谋家相似。
另外，这一类人的生活状况已经预先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反复无常，难以捉摸。本雅明还说拿破仑三世虽不属无产阶级，但他的发迹就源于“职业密谋”的行径，他在位期间仍然保持这种密谋的习惯，“惊人的布告、神秘的流言、突然包围和令人捉摸不透的反语是第二帝国‘国家理性’的一部分。”[100]而这些性格习惯也同样可以在波德莱尔的文章风格中发现。波德莱尔表述自己的观点时专断而不容置辩，“ 《（推荐）经验与贫乏——论现代性语境下的本雅明（上)(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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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通感”主要是共时的，而“神会”则是历时的，它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类似于柏格森、普鲁斯特意义上的时间：在回忆之中超越于外在的实在时间，一旦我们进入到这种回忆的时间，“神会”的状态就悠然显现：“‘神会’是回忆的材料——不是历史的材料，而是前历史的材料。使节日变得伟大重要的是同以往生活的相逢。”[83]过去的生活在节日的灵性时间中得以复活，一切都变得丰富而善感，充满生命的意蕴，美丽的“山洞、植物、乌云、波浪等意象是从思乡病的泪水里，从泪水的热雾中涌现出来的。”[84]因此，F·杰姆逊说本雅明患上了现代性的怀旧乡愁。[85]本雅明正是在怀旧的乡愁中看到了“波德莱尔的‘神会’所意味的，或许可以描述为一种寻求在证明危机的形式中把自己建立起来的经验。”[86]‘神会’就是挽救已然破碎的现代性经验，它是在时间的追怀中完成这一使命的：“没有同时的神会，……往事的喃喃低语或许能在神会中听到，而它们的真正的经验则存在于先前的生活中。”“波德莱尔让自己向那种在过时的伪装下从他那里逃走的心灵之外的时间表示尊敬。”[87]对于这一点，第一章论述较详，可参考。
“神会”这种独特体验除表达在时间之中又超越时间的回忆的含义外，它还带有神秘的宗教体悟的意蕴。如果说“普鲁斯特的重建仍停留在尘世存在的界限内，而波德莱尔则超越了它。”[88]《追忆逝水年华》殊少宗教意味，而波德莱尔的诗作则多所宗教体验，“以致力于某些无可挽回地失落了的事情。”比如他的一首命名《神会》的著名十四行诗这样写道：“自然是一种神殿，那里有活的柱子/不时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语言；/行人经过该处，穿过象征的森林，/森林露出亲切的眼光对人注视。”[89]也许是波德莱尔特有的家庭的宗教背景，才使得他对经验的重建，“只有在宗教仪式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90]而普鲁斯特作品超越了这个范围，它就把自身作为世俗美的事物呈现出来。波德莱尔的“神会”“记录了一个包含宗教仪式在内的经验的概念，只有通过自己同化这些成份，波德莱尔才能探寻他作为一个现代人所目睹的崩溃的全部意义。”[91]波德莱尔试图寻找或皈依某种神魅的世界以摆渡至现代性的彼岸。波德莱尔诗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从同样的安慰的无效，同样的热情的毁灭，和同样的努力的失败里获得诗。”[92]
“神会”还有一层含义：忧郁。波德莱尔的诗句中充满忧郁之情。现实的震惊、经验的无能都导致了人们的“忧郁”。他敏感于机械物质时间的强势推进，他感到在面对现实的“经验的极度无能”时的极端情感——狂怒，而“愤怒的暴发是用分分秒妙来记录的，而忧郁的人是这种计时的奴隶。”波德莱尔在一首诗中真切地描绘了时间的恐怖“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时间将我吞噬，/象无边的大雪覆盖着一个一动不动的躯体。”[93]但时间的魔咒必须要破除，方法就是怀旧的回忆。本雅明将回忆与“灵韵”（参见本文第三章）相联系。人们曾享有的经验目前正处于崩溃的境地，回忆帮助我们重新寻回逝去的经验。这种回忆就是前文讲过的普鲁斯特式的“非意愿记忆”，“它未必要把自己同一个视觉形象联系起来；它在所有的感性印象中，只与同样的灵韵（原文“气息”引文改为“灵韵”——引者注）结盟。或许辨出一种灵韵的光晕能比任何其它的回忆都具有提供安慰的优越性。因为它极度地医学专用了时间感。一种灵韵的光晕能够在它唤来的气息中引回岁月。这就赋予波德莱尔的诗句一种不可估量的安慰感。”[94]这样“回忆”就蕴涵着传统艺术“灵韵”般的特质：丰富、完整、富于存在的意蕴，它能超脱于现代性的尴尬而跃升于灵性之境中。在这里，时间不再狂暴肆虐，它已经被“极度地医学专用”。于是，在回忆的“忧郁”中，“时间变得具体可感，分分秒秒像雪片似地将人覆盖。这种时间是在历史之外的。就像非意愿记忆的时间一样。但在‘忧郁’中，对时间的理解是超自然地确切的。每一秒都能找到准备插入到它的震惊中去的意识。”[95]这样，本雅明就在忧郁之中使时间停顿，让忧郁之物静静地失效，这与他在《德国悲悼剧的起源》中以忧郁之眼窥破自然历史的“死亡面具”，从而拯救出其生命意义的“寓言”手法一脉相承。
总之，作为审美心理与写作技法的“通感”与具有丰富历史与存在论意蕴的“神会”相比，前者内涵无疑要单薄许多。但二者在显示完整与联系的意义上则是相通的，这也是译者常常误译、读者容易误解、而本雅明要特别加以区分的原因。本雅明指出“神会”一词来概括波德莱尔抒情诗的重建经验的主题是独具慧眼的，它也揭示出一般抒情诗人面对现实“震惊”而采取突围的一种路径。从本雅明自身诗学体系上说，“神会”这一范畴是从“经验”、“灵韵”再到“震惊”这一概念链条的逻辑终点，“神会”经历了“震惊”条件下的“经验”，“灵韵”的失落，最后向着重拾经验、恢复灵韵的更高层次的起点迈进，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正、反、合的上升的循环旅程。这显示出波德莱尔、本雅明怀旧保守的一面，但也透露出要直面现实震惊、探索与肯定现代主义的一面。传统与往昔难以割舍，但现代性的强大又使得不能真正完全地回归过去，这表明本雅明矛盾徘徊、分裂的痛苦心情。
第三节 抒情诗人的现代角色
同抒情诗人在遭遇现代社会的震惊体验而失落了完满的经验相类似，抒情诗人的地位在现代社会中也已严重趋于边缘化。如果说在漫长的中世纪和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西欧近代社会的几百年里，艺术家们还可以在宫廷、教会和贵族的庇护下维持较稳定的收入与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大加快、社会状态极大变迁的十九世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艺术家们就基本脱离了保护者而获得独立，艺术家们在获得自律自由的艺术地位的同时被整个地抛入资本主义商品市场，除小部分文人获得市场青睐外，大部分文人则象波德莱尔那样处于局促尴尬的境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要在全世界灭绝抒情诗的进程”。[96]
本雅明通过分析波德莱尔揭示出一般抒情诗人（文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处境。对于波德莱尔来说，“游手好闲者，流氓阿飞，纨裤子弟以及拾垃圾的，所有这些都是他的众多的角色。”[97]
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一文中用两章（“波希米亚人”与“游手好闲者”）来勾勒波德莱尔一类的文人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所处的地位。在“波希米亚人”一章中，本雅明又以“职业密谋家”与“拾垃圾者”两类人来描画波德莱尔的形象角色。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与马克思曾论及的“职业密谋家”有相似之处：“要回想起波德莱尔的面孔，就得说出他显露出的与这种类型的相似。”[98]而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将“职业密谋家”与“临时密谋家”划分为无产阶级密谋家的两大类型：与后者有其他正式工作而只是临时参与密谋、参加集会不同，前者“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密谋活动上，并以此为生”，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定，成天与各种可疑之人打交道，毫无规律可言，没有固定的居所，只有密谋者经常会面的小酒馆才是他们歇脚的地方。总之，他们属于巴黎“流氓汉”之类的一群人。[99]波德莱尔的流浪汉的边缘化生存处境正与职业密谋家相似。
另外，这一类人的生活状况已经预先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反复无常，难以捉摸。本雅明还说拿破仑三世虽不属无产阶级，但他的发迹就源于“职业密谋”的行径，他在位期间仍然保持这种密谋的习惯，“惊人的布告、神秘的流言、突然包围和令人捉摸不透的反语是第二帝国‘国家理性’的一部分。”[100]而这些性格习惯也同样可以在波德莱尔的文章风格中发现。波德莱尔表述自己的观点时专断而不容置辩，“ 《（推荐）经验与贫乏——论现代性语境下的本雅明（上)(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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