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中）

思引出了以实力对实力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武装起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命题。　历史经验和生活经验表明，任何拥有超强武装实力的特权统治势力或集团从来不会不经生死斗争拱手退让出局。如果没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赋予最弱者以扭转乾坤的擎天伟力，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会向俎上鱼肉让步，自动地乖乖地和平演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　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暴力革命，被期许为“一场最後的斗争”，相当於追求人类世界永久和平的万般无奈“必要之恶”。然而马克思主义没有理由排斥在可能条件下和平过渡。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恩格斯晚年时认为，工人阶级政应该根据革命形势和条件的变化及时改变斗争策略，他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有两大锐利武器，一是筑垒巷战式的武装起义；一是用好普选权，开展议会内外的合法斗争；要改变过去那认为普选权对工人阶级只是“陷阱”，只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欺骗工具”的看法，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恩格斯也告诫工人政领袖，重视利用普选权，决不是“放弃自己的革命权”。事实上，没有足够强大的革命压力，不会有和平过渡的现实意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非宗教的无神论理性救世理论，实行了一条不同於孔子上层路线，却堪以媲美和超越基督教深入扎根群众的创意救世路线。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动员对象并非君主诸侯或大资产阶级新贵，而是诉诸社会底层无助的劳苦大众；从翻身求解放、人人有饭吃，到自由、平等、民主、幸福美满理想社会前景，把争取个人切身权益和改造社会大计有机地结合一起；一旦“理论掌握了群众”，弱势人群焕发出了沛然不可御的献身革命积极性。其（形式上）宗教式的甚至超越宗教的宣传魅力，动员起来的不只是某一民族或国家，而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全体人类中的大多数。表面上看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是七零八散、任凭宰割、无可奈何的弱势群体；但在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下，出现了一种化至柔为至刚、至弱为至强的奇迹，产生了拨正人类历史航向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相当於大同世界或上帝之国这样的终极性远大目标的一种现代化和世俗化的理想主义诠释尝试，但许多提法还只能是一些粗略的概念，无论马克思本人，或是今日最高明的社会学家，都无法勾勒和解释清楚。且不说共产主义，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同样不是自然而然渐进演化产生的社会制度，而是一种出於善愿的全新设想，一种济世宏图的参考框架结构，其中太多模糊，太多不切实际的假设，太多近乎乌托邦式的畅想，太多不免矫枉过正的策略。　马克思关於取消商品和货币後发放“劳动券”实行按劳分配的设想，至今社会学家们还无法想像其合理性和可行性。马克思主张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究应如何具体理解？其间又是一种怎麽样的协调一致关系，恐怕至今少有人融会贯通。马克思不可能弄透一切涉及的命题，也不可能回答所有自己和众人提出来的疑问。马克思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学说一样，如果付诸实践，就要就像物理学家对待牛顿、麦克斯韦尔、爱因斯坦大师的学说那样，绝无教条主义包袱，因应客观实际情况，不断加深认识，揆情度理，灵活运用，修正丰富，与时俱进；否则难免事与违，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　就像孔子学说，基督教教义的遭遇那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济世之道，可能被作出不同解释，扭曲篡改，甚至真假不分，在实践中产生形形色色的异化效果。其中成功关键，恐怕在于能否紧紧把握住它的“两心调谐”本质，因时因地因体制宜，与本国社会政治实践相结合，找到适合自身背景条件的优化应用方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非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基于这样的国情和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国际环境，中国不可能重走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老路。　中国的路怎么走？早在1940年1月，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主张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一种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中国引上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建立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个阶级和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中心任务为发展经济，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充分物质条件。　“新民主主义”，也许是针对中国国情，恰当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两心调谐”内涵，从而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最优化可行方案。“新民主主义”造就了一种人心归附，“得道多助”的有利形势，在适当斗争策略的配合下，不仅加速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进而开启了建政后的社会性和谐化局面。　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拥有宏伟信念，巨大威望，一流人材，民心期许，举国（除台湾地区）一统，令出必行，组织严密等非同寻常的强势条件。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政权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　、“万众一心”、欣欣向上的“黄金时期”。这个“黄金时期”的性质大不同于历史上“治乱循环”中偶尔出现的所谓“盛世”；由于“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的导引作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空前大转折，支持着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空前大转变，造就了一种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相对顺畅发挥的社会性和谐化大气候。　中国出现了千载一时的社会公正、男女平等、秩序井然、治安良好新局面。黑道、毒品、娼妓、赌博、乞丐、难民、失业等社会阴暗面迅速荡涤一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已非虚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就提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创新精神；经济建设讲究规章制度，科学管理，尊重专家学者。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亲自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份子团结一致，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五月又正式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著名“双百方针”；同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过“多元化”的经济开放思想，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到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八大作出了反对个人崇拜、转向经济建设的正确决议。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还提出要求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可见一派高屋建瓴、开放豁达、充满智慧、揆情度理，指引中国社会和谐发展蒸蒸日上的美景良辰。　当时舆论宣传反对自私的“个人主义”，强调为公的“集体主义”，提倡“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不否定个人利益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的大原则，确认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一致性。人们不必讳言参加革命首先是求生存、找出路、谋幸福，然后才有为革命事业奉献的觉悟。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同路人，因贡献、能力和影响大小得到了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工农大众从社会底层翻身当上了国家主人，进入领导阶层，参与管理决策。衣食不继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劳动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政府制订了干部、职工等级工资制度，建立了精神表彰、物质奖赏和升晋级等“好有好报”体制，鼓励每个社会成员在革命责任感的名义下，高扬敬业精神，争取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优异业绩。党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注，特别欢迎海外优秀学者、专家来归，领导人礼贤下士之风，使得无数英雄竞折腰，相信从今有了一个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报效国家民族的大好机会。　中央制订和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物资供应丰富、物价稳中有降。在苏联援助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项目执行得比较好，特别是基础工业建设如火如荼、突飞猛进。人们普遍相信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关于建成繁荣富强新国家的美丽蓝图必将付诸实现。　可惜这样的和谐化上升发展趋势好景不常，稍纵即逝，不过七、八年，到1957年反右斗争时，便嘎然而止了。　究其根本原因有二，其一是作为大本大源的　“心态文化”，经扭曲、异化，逐渐偏离“两心调谐”状态，失却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再者，缺乏一种真性的“权力制衡”机制为守护神，和谐化成果无所保障，甚至可以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然而，这些否定和谐的原因并非源自马克思主义。　大家知道，以苏联为首，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共产党夺权成功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原旨预期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革命，然后一起获得成功，由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本人始料不及的穷国弱邦，不按正版马克思主义章法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新生的革命政权处于强势的资本主义敌对国家环伺之下，而国内还缺乏长足的工人阶级力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基础，倒是有著一片“小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汪洋大海，以及不可低估的“反革命残余势力”，随时存在里应外合、“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巩固红色新政权，所有这些国家，普遍实行了一种有异于马克思主义原意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毛泽东改称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民主专政，解释道专政只是针对极少数阶级敌对分子，而广大人民则将享有最充分的民主。）民主首先要让人民按自由意志选举政府，马克思认为最好照巴黎公社的办法直接选举，从来没有说过共产党毋须经由自由选举，无限期一党专政、领导一切。马克思所指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类似美国的（参见《马、恩选集》I，390～391页，恩格斯在1885年版加的注）广泛地方自治，一切官吏由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任命或批准，更不得有高薪或特权以“防止公仆变为主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应当经由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他们始终坚持民主主义信念，反对“国家迷信”或“对国家的崇拜”，反对由国家机器包办和管理社会事务，主张把人民群众的自治和参与管理放在首位，实现“大社会、小政府”，最终导至“国家消亡”。　与马克思的设想不同，早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可以突破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一国或数国首先革命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被称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将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即“党领导一切”定为根本信条。后来的共产党革命家自然信同真理，奉为神圣经典圭臬了。　执政的共产党，声称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当然地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自信党的决策具有永远正确的必然性。各国共产党政权没有例外地把“党领导一切”　或“为民作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划上了等号，不仅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并将全体人民，包括被称为国家主人的先进阶级成员，一律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人民只能严格地按党的意图和决定办事，没有越雷池一步的自由权利。宪法上抄自苏联实则参照西方常规写上去的一些人民应享民主权利，其实徒具文字装饰形式。所谓选举都由党组织包办代替，必要按党确定的名单当选。党为自己确立了不容挑战、永远主政的特权地位，因此否定了任何真性“权力制衡”体制存在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就此轻易责备革命的共产党人权力欲膨胀离经叛道，因为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认定为一种势在必然，自然而然，或者说不得不然的选择，共产党人因此理直气壮、无所顾忌，有志一同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没有建立一种真性的“权力制衡”机制，但从毛泽东为首的开国领袖人物为始，就深明权力腐化的历史教训，像《尚书》古籍中早期政治家那样，为此忧心忡忡、殚精竭虑，谆谆教诲自己的干部和党员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希望通过严格要求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相应建立种种自我监督的制度和机构，达到防范腐化变质，长保革命道德伦理于不堕的目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党专政以及“党领导一切”的历史必然性，正好与“打天下，坐江山”，谋取特权利益的利己愿望丝丝入扣。一旦实行，如果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机制，“君子”也好，“圣王”也好，“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也好，谁也不能豁免“原罪”宿命般的操控作用，无可幸免于“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化”的铁律；尽管一开始有其轰轰烈烈、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终要在素质上腐化堕落，在治国决策上背离两心调谐原则，走向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不断“犯错误”，一步步归于沉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革命政权，执政党一面坚决镇压肃清残余敌对势力，一面最大限度发挥“统一战线”法宝的效用，力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至少存在过一个各方协商寻求共识的类似于共和政治的蜜月期。开国大典前夕，中国共产党筹备和召开了有广泛代表性人士参加的首届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通过了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和许多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重要决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决定国旗、国歌、国都所在地以及采用世界公用的纪元等等。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一种政治上密切合作的关系，后来还归纳出了一项令人动容的十六字指导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宪法》中又加设了一种“最高国务会议”制度，作为执政党与各界人士共商国是的议事形式。这种合作关系起先运行得很好，形成了一种“不是权力制衡的权力制衡”功能。　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进程顺利，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际声望日隆，很快建立起了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威，伟大、光荣、正确，应毋庸疑。于是，上述“不是权力制衡的权力制衡功能”失却了动力基础，绝对权力的自我腐蚀作用终要顽强地彰显出来，上述政治蜜月期也就随风而去了。　事实上，一种“打着红旗反红旗”、“宁左勿右”的反调谐型政治心态文化阴影早就存在，其根源显然出于维护特权优越地位的自私原罪驱动。这种政治心态文化意味着，如果你为了巩固、捍卫、强化党的执政地位，不择手段，犯下错误，甚至构成严重罪行，仍会被视为党性坚强的好同志，受到信任、袒护或重用；反之，如果你批评、指责、损害了党的权威，即便是站在真理一边，做的是合情合理、于人民有益的好事，总是不可原谅、不堪容忍的异己分子。这种唯我主义倾向，完全背离了“两心调谐”原则，同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社会性思想信仰完全听命于执政党的意图，相当于“政教合一”那样，马克思主义和汉以后的“儒教”，或宗教改革以前的“基督教”命运相似，可以被任意解释，使符合特权统治集团驾驭人民的需要。于是，在马克思主义或革命的名义下，形形色色贪欲罪恶得以大行其道，不但助长了唯上盲从、自命正确、弄虚作假，进而导向一种非理性的极左思潮，每项政治运动的斗争面无不扩大化；党的干部队伍因此日渐脱离群众，演变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兴特权攻守同盟，走向自己立志献身的革命大目标的反面。　50年代前期，有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等政治运动，都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应有的伤害，但人们还可以解释为“推翻旧世界”难免发生的“矫枉过正”现象，至于批武训和反胡风运动，显然已偏离理智常规，但都局限于相对少数人群，不至于破坏了整体上的和谐化表现，或者说至少表面上如此。然而挨到了1957年中后期，一场“反右派斗争”阳谋，终于完全摧垮了来之不易，却非常短促的和谐化局面。　无制衡绝对权力的反调谐性质，同时表现在国家建设方针大转向，背弃了原先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的承诺。　建国初到1952年，毛泽东和党中央仍然认为：三年经济恢复后，搞个10年、20年或更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后，毛于1953年6月严肃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确保私有财产”等观点，全党认识很快统一到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的战略上来。中国共产党因此提前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科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在反右派斗争消灭一切异议之后，无制衡绝对权力宛若“和尚打伞”、“天马行空”，作出了一个比一个荒唐，越来越与“两心调谐”原则背道而驰，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二十年后，落到了几将亡党亡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凡是坚持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发生了无制衡绝对权力的恶性演变。用南斯拉夫共产党前二号人物聂古拉斯的话说：“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打著‘消灭阶级’的旗号，结果却产生了一个权力无边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有著特殊的性质和特殊的权力，它以一个统治者和剥削者的实质存在著。”这种逆向演变导致苏联、东欧、蒙古等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失去创造性活力，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激化，对照西方世界良性和平演变以来的突飞猛进，未免相形见拙；上世纪九十年代，终告人心丧尽，政权崩解，纷纷朝向“两心调谐”型民主政治转型，结束了历时半世纪的东西方冷战对峙。　中國大陸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国共产党領導下，發生的情形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既有共同性，又有極其與眾不同的獨特表現。　如果说其他“兄弟国家”的统治阶层从上到下整体蜕化变质，那么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中国共产党至高无上的领袖毛泽东，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他早就警觉自己的党正在蜕化变质，不等它变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开出了一张金丹良方。那不是“两心调谐”的正道，而是沿着千年伪儒“存天理、灭人欲”的老路，曲解变造马克思主义，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思想领域消灭利己私心两者配起套来。推出一套登峰造极的“唯公一心论”，循此展开了一场举世无双的规模超大的“改造人性”社会实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高潮、为归宿，把中国引上了一条无与伦比的另类荆棘路。　对照描述“两心调谐”原理的十项联立方程式，这个过程就是由第八式：“崇公抑私”＋灵性＝发展缓慢、停滞、不进则退的劣质运行系统，沿着极端方向“升级”为第九式：“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灵性＝另类隐性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　在全世界所有一党专政体制国家当中，领袖神化和个人崇拜是共性，领导一切、无所制衡的统治集团蜕变堕落是共性，领袖和自己的执政党有福同享，同流合污也是共性，像毛泽东那样坚信“大公无私”极端至善之理，为“斗”、“灭”党内以至全国人民罪恶之源的“私心”而不懈努力，不断升级的狂热理想主义者，可谓中国共产党绝无仅有的“个性”。　大约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国共产党急不及待地提出了“兴无（无产阶级）灭资（资产阶级）、破私立公”的战略口号，大张旗鼓宣传私字（个人主义）为万恶之源，官式地把消灭资本主义和消灭人性两心中第一性的发展进步动力之源──私心划上了等号。　一九五八年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多次讲话，谈到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八级工资制和家庭私有经济，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提出要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大大赞扬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大家意气风发、争做贡献；而工资等级制，智力劳动者工资多於体力劳动者，乃至“各取所值”，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产生官僚主义。……我们要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要先走一步。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等等。　“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登场，使毛欣喜过望，他看到了平等，平均、公正、纯洁、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差别的理想社会正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毛泽东、党中央令出必行，一九五八年八至十月间，只用了一、二个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孟轲在答滕文公问时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合作化变相收回了“土改”时分给农民、只耕种了两三年的私有土地，“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随行就市，自由买卖的权利；人民公社化则彻底取消了中国农民的恒产和恒心，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几乎一夜之间从根本上摧毁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紧随大放“高产卫星”之后，神州大地一下子陷入了“非正常死亡”数以千万计的旷古未有大饥荒。恶果大暴露后，执政党中枢一面“调整”应急，暂时“向私让步”，一面“奉君之好”，集体掩耳盗铃，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莫须有的自然灾害以至苏修背信弃义上去。　毛泽东没有醒觉否定私心之谬误，反而从截然对立的方向进一步“大彻大悟”起来。毛愤怒地否定了一切“向私让步”的观点和政策，认为仅仅实行制度上、物质上的公有化是远远不够的，只要灵魂深处私心常在，精神就不可能变物质，就不会有精神原子弹，就不能迎来美好的理想社会，反而成为不劳而获、少慢差费的温床，懒惰浪费、损公肥私的天堂。於是他不再急急乎追求生产建设上的高指标大跃进奇迹，无意再搞全国性的大生产运动。他转而以“仅次於上帝的人”的大智大勇，全力以赴赶尽杀绝人性之私，实践“六亿神州尽舜尧”、“环球同此凉热”，造就红彤彤新天地的浪漫主义伟大畅想。　毛把人性私心顽固不化归咎於几千年阶级社会在思想意识领域留下的罪恶遗产，他发明了“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强调“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认为“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并且把这项涉及大本大源、改造人性的战略任务，同现实政治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战略任务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　一九六二年底起，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学习雷锋运动，把一位以身殉职的青年战士描绘为紧遵毛主席指示，自我改造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可歌可泣“真人”典型，作为全党全国的学习榜样。从而要求人人　“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彻底批判个人利益、个人奋斗、个人英雄主义，“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消灭自我意识，甘当平凡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一生交给党安排，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毛泽东的“唯公一心论”虽与宋明理学的反人性后儒伪学一脉相承，变本加厉，但其立场与伪儒根本不同。　伪儒愚民，反民众的人欲，逞帝王权贵的贪欲。　毛泽东以私字为万恶之源，主张“破私立公”，实现思想革命化，但他不是为了私人、家族或小集团谋利益，他将矛头主要指向了自己的干部队伍、党的官僚组织的“贪欲”，最后明确定位斗争对象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终至以“斗私批修”为纲，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实行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支持群众“革命造反”，摧垮全国上下党政机构，从走资派手中夺取政权，教育改造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保证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和社会主义国家永不变色。　毛泽东选择的“隐性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表面上看来，这是与“自私＋灵性”型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相对照的另一极端，实质上由于“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虚妄性，必然沦为自私的伪装形式，只是更富欺骗性而已；结果堵塞了一切“两心调谐”的进取正道，导致灵性创造能力活力尽失，伪善外衣包装下的犯罪横行，趋於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狂乱的文革不仅造成不可胜计的直接破坏，而且把全国变成了一座充斥“假、大、空”的大戏台。响彻云霄的“抓革命、促生产”豪迈口号与各行各业普遍“出工不出力”现象连袂共舞，物资严重匮乏到了快吃西北风的地步。“龙的传人”会不会“开除球籍”，已非耸人听闻。　1957年以后，中国社会脱离了和谐化的轨道，沿着“唯公一心”的极端歧路迅跑起来，损失了无数生命财产，蹉跎了一代人的光阴。直到毛泽东去世，文革告终，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改弦更张，顺应党心民心所向，抓住国际环境大好机遇，实行改革开放新政，扭转了每况愈下的危险趋势，开创了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空前增强的新局面。可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以及“权力制衡”体制，空悬依然，姗姗来迟。　中国社会两千年“心态文化”歧变，“权力制衡”乌有，以及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的曲折探索历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反“两心调谐”型改造人性超级社会实验的丰富历史经验，是中国人民用无比惨重的代价换来，属于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宝贵思想财富；可为指导今日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寻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全球伦理”，重整现代人类信仰体系，提供重要借鉴。但迄今为止，人们很少从这样的角度去研究，去理解，还有许多讳疾忌医、掩掩盖盖的难言之隐，好比《几何原本》起始公理（Axiom）般的“人之所以为人”大本大源精义，犹在云雾迷漫之境。　（待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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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三重奏（中）(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