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中）

实践检验失实的任何风险与困扰，在现实生活中，亦即最後审判日到来之前，绝无失信失实之虞。　天国说不仅调动私心积极性引导和鼓励爱心向善，而且以“潜台词”方式，隐含和启发世人一系列合乎“两心调谐”原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受惠无穷的重要观念：　第一，天国说在天人立约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白交待上帝把人间的事交给了活着的人类自己处理，而且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单独、直接向上帝负责，否定了预设命运的宿命论。　第二，上帝对每个人的评判，奖惩和最後处置即上天堂或下地狱，全凭本人实际表现。在上帝面前，无分出身贵贱、地位高低，无论君王或乞丐──人类一律平等。　第三，神在审判之先，给人机会悔改。人人都有原罪，人人都不免有罪，但不论罪孽如何深重，只要皈依上帝，忏悔改过，不分早晚，皆可获赦免、得救，进天堂，永不嫌迟，永远有机会。意味着容许犯错误的人们改正错误，再坏的人也可以得到救赎，重获光明前途。这是一种“向前看”的非常有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高明之道。　在科学尚未昌明的年代，基督教信仰，不是像儒家那样讲一大套理性原则纲领，而是藉着“独一真神创造”，“人类始祖堕落”，“神人之间立约”，“耶稣基督救赎”，“推己及人爱心黄金律”，“世界末日审判”等神性特色观念，成功地诠释和灌输作为人性基本公理常识的两心调谐原理，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由点及面，天长日久，潜移默化，影响广大信众在个人本位基础上，弘扬爱心，赎罪从善，生成个性自由、众生平等、爱己及人、入世务实、权力制衡等与伪儒当道东方中国大不相同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或称“心态文化”，作为无形的推手，发挥了驱动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展进步的伟大历史作用。　较之儒家学说，新生的基督教起步更为艰难，一开始就被犹太教视为异端而非难排斥，更因否定罗马神，以耶稣“吾主尊荣”冒犯和威胁罗马氏族神权、罗马皇帝的权威和帝国的统治，遭受罗马统治者打击镇压。　当时庞大的罗马帝国已经像中国的西周末期那样逐渐进入衰落阶段，社会生活的苦难、罪恶和堕落达到了极点，普遍的厌世和绝望心理，增强了人们超越凡尘，解救灵魂的要求。基督教的救世福音和天国说深深扣动了千百万人的心弦，成为令人信服和有吸引力的心灵庇护所。一切迫害都阻止不了基督教势力的成长，相反地，基督教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在二个多世纪中发展成了一支不可征服的强大社会力量。　公元二世纪初起，基督教松散的社团发展强化形成团结而有纪律的教会组织，并逐渐建立起了主教制以健全管理。到第四世纪初，基督教强盛到了如此地步，迫使罗马帝国必须就根除或接纳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戴克里先（Dioclecian，公元243－313）皇帝作了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大规模镇压，结果仍以失败告终。那时甚至戴克先的妻子也信奉了基督教，更为严重的情况可能是许多军人都成了基督徒。罗马当局由于镇压无效，并且认识到基督徒是不从事暴力对抗的顺民，基督教甚至可能成为对帝国有益无害的统治工具，应该与其他犹太人区别开来，因此不得不对它改行宽容与怀柔政策，变反对、迫害、镇压为保护、利用、控制。　公元311年，罗马帝国西部地区领袖君士坦丁（Constantin）大帝彻底转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392年罗马皇帝西奥多修斯（Theodosius）一世颁布命令，废除一切旧有宗教，关闭一切氏族神庙，禁止一切异教活动，只有基督教才是唯一的（The　one　and　only）合法的宗教。於是，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罗马皇帝就像四个多世纪前中国汉武帝所做的那样，企图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全面控制基督教，使基督教会逐渐成为帝国的政治工具；借用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思想信仰，改造成为得心应手的御用愚民手段，建立符合王权长治久安需要的“政教合一”体系，成就万世不堕的特权统治大业。　随着奴隶制度走向没落，罗马帝国渐失光芒。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向东迁都君士坦丁堡（拜庭），从此越来越像早年中国的东周，中央政权弱化，封建诸侯割据分治。罗马帝国就此分成了东、西两部分。　基督教会为争夺最高领导权、势力范围和世俗经济利益加之教义上的分歧，也相应分成了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和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分别成为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的中心。　由于绝对权力腐化不止、奴隶起义冲击、奴隶来源枯竭以及日耳曼等“蛮族”大举进攻，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东西两派教会歧异更加扩大，九世纪时双方主持人（东方主教和西方教皇）互相将对方开除教籍，到十一世纪终告彻底分裂。　我们把“独尊儒术”的中国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称为东、西方人类实验对照组；现在，後者又分出了由基督教东、西两派教会形成的对照组。　东、西教会彻底分裂後，加之伊斯兰扩张造成东西方隔绝，东部基督教後来自立成为东正教（Orthodox），或称希腊正教（因自命正统，故称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罗马帝国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处于停滞状态。　在东西方教会分裂後，西部基督教遂称天主教（Roman　Catholic）。　罗马首都东迁後不久，西部地区即遭外族纷纷入侵，形成许多分散的邦国。西部基督教成功地吸收了外来入侵者者进教，并在语言和文化上同化之，逐渐成为中世纪西欧群雄并立（不是集中统一的君主政权）局面下，意识形态领域大一统的强大核心力量，走上了一条与东部地区大不相同的发展道路。　中古时期西部欧洲的罗马教会扩张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的和调和的社会整体。各个分散的基督教国家，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学都受到基督教伦理学的支配，这时教会在实际生活中体现了柏拉图在“共和国”提出的的那种理想，即由圣者和敬畏上帝的人们治理着的统一社会。经过十字军东征，教廷势力更见隆盛，并且建立了经院哲学研究体系，以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基督教的神学理论。　公元四世纪末，天主教神学家奥古斯丁（St.Augustinus，354－430）撰写了大量宗教着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论上帝之城》和《忏悔录》。　奥古斯丁在《论上帝之城》中提出了在西方教会看来如此重要的观点，以至成为教会贯穿整个中世纪恪守的正统原则。奥古斯丁以为世界上存在两种价值共同体：“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上帝之城”由上帝的爱心构筑而成，是和平的永福之地。“世俗之城”则是人性败坏的产物。这两种城的说法，仅仅用来展示两种对立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有形的分立。它的居民混居在一起，直到末日审判那一天才会实在的分开。　面对普通信众，奥古斯丁相当复杂的理论简化成了一个明白而实际的对比：“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就是罗马教会；“世俗之城”的体现就是罗马帝国或日后的王权邦国。这个“双城记”说法虽然在义理上有漏洞，但深为教会喜闻乐见，马上被教会紧紧抓住，作为神权高於王权，教权得自神授，教会代表最高和最後的权威，俗权不得僭越的理论依据。据此，世俗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当世俗法律的规定与上帝的永恒法相悖时，这些规定对基督徒便不具任何效力，并应被抛弃；世俗国家只有运用其权力来推广对上帝的信仰和崇拜，其存在才是正当的。总之，作为创造主、至上神在尘世的代表，教皇及其领导的教会，为了确立意识形态领域最高权威的社会地位，确保这个最高权威地位强大不容挑战，实质上是教皇及其神职王国成员为了满足其人性的尊荣及物质欲望，必然要同封建专制国家世俗君王相抗衡，争夺主宰一切的最高权力。　罗马教廷牢牢掌握着神威和道德制高点，对下属教会系统实行集中领导，凭着长期独立发展壮大起来的强大群众基础，加上天高皇帝远、外族入侵和王权分散化，君主没有大一统威权，人民有转徙逃避馀地等等历史上罕见的得天独厚社会环境条件，得以在这场同世俗王权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抵挡得住大小君主一相情愿的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的企图，坚持凡圣两立、政教分离，甚至在许多方面教权高於王权，从而形成了封建专制统治时期非常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权力制衡”格局。　这种不期而然形成的“权力制衡”关系，尽管充斥罪恶表演，但从历史演进的高度而论，幸而保留了基督教教义“两心调谐”精神颠朴不破、焕发灵性奇葩的宽广馀地。政、教任一方都不可能“领导一切”、“决定一切”、“控制一切”，无法形成从人身到精神无所不包的“一元化”统治体制，不至於犯错误达到漫无止境、无可救药，竟致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走向沉沦、没落，以至自我消亡为代价的悲剧性结局。如此不仅捍卫了“上帝之城”拯救“世俗之城”的神圣功能，造就一种神性的大爱同世俗专制政治的大私在斗争中求调谐的格局，产生了容许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自由发展谋求进步的空间；而且，也使得那自命神圣永无谬误、权势灸热的教廷自身一旦变得专横跋扈、腐化堕落时，下层群众的改革愿望和造反行动有可能与“世俗之城”的强大制衡功能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抵制和匡正。　在整部中世纪世界史中，除了西部基督教文化圈，我们找不出同这种粗粗看去不伦不类、不登大雅之堂，但确凿有效的“权力制衡”格局差可比拟的例子。在没有哪怕一位政治哲学学家预见到的情况下，就是这种政教之间充斥自私贪欲罪恶表演，不期而然形成的“权力制衡”格局，几同不可思议地为人类世界带来了千真万确的“与天地叁”微妙契机。　历史上西部基督教教会势力同世俗王权之间互相合作和对抗的记载，常常被史学家联系教廷世俗化、权力争斗

《和谐社会三重奏（中）(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