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中）

和爱心就能获得自由，否定教会对信徒的种种束缚和沦为骗术的“善功得救论”，认为“圣礼”、“隐修”和“赎罪券”都毫无意义，强调入世和社会服务；提出把信仰（神学）从教会制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教会只是一个信仰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等级制的神权政府，信徒经洗礼皆可为神父，神职人员和教徒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等级的差别，否定教会自封的信众与上帝之间沟通中介者的地位，以及垄断《圣经》解释权和召开宗教会议等种种特权，并要求改革简化繁琐的宗教仪式和杂的教阶制度，赞成教会制度多样化；对教会的一系列信条提出批评，例如否定炼狱的存在，反对牧师不得结婚的规定；还鼓吹王权高於教权，主张建立国家教会，以及废除教会规定的苛繁刑罚等。这些主张体现了市民阶级长期以来割除宗教界封建特权势力反基督、反人性的毒瘤，解脱窒息灵性，限制发展的枷锁的要求。这场改革运动深得人心，迅速席欧洲大部分地区，引发了绵延二十多年的宗教战争，历经艰难曲折，终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　改革派成立了新教（Protestant），与旧教即天主教并立，彻底打破了“上帝之城”地面代表在神圣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的腐蚀下走向反面，无所制衡、江河日下的危险格局。　至此，基督教（Christianity）名下包括了天主教（Catholic）、东正教（Orthodox）和新教（Protestent）三大派，以及其他一些小教派。在华人中长期以来习惯於把新教称之为基督教；中国大陆的新教教会也从不自称新教，只称为基督教或耶苏教。本文为避免叙述中发生重混乱，仍以基督教为总称，不与新教混同。　基督教内部新、旧教并存，开始了非常有益的良性竞争，得以重整贯彻基督教教义“两心调谐”内涵必要的心态文化，形成另类特殊形式的“权力制衡”机制，造就一种利於个人自由思考和社会良性发展的环境条件，从而大大解放天赋灵性创造能力，推动人类社会破天荒地加速进步。　有中国历史学家沾沾自喜道：“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但人类史上“幸而”有了这次宗教战争，这是一次推动历史前进具有关键性转折意义的“必要的”战争。　旧教即天主教（Catholic），在宗教改革大潮冲击下，为顺应形势，不得不得洗心革面，主要是消除教会弊端，重整道德信誉，得以与新教共存共荣，继续履行其未竟历史使命。　――二次大战后，罗马教廷表现出更多更真诚的爱心与宽容，大力鼓励和倡导教会改革。第二届梵蒂冈会议（1961）后，取消了种种令人憎恶的制度，如宗教裁判所委员会、禁书目录、诅咒和开除出教等，主张同新教徒和东正教徒，同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和犹太人对话，甚至同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无神论者对话；承认科学成就，主张对社会问题采取灵活的态度，神学研究扬弃了传统谬论，以理性精神解构上帝和神学，摆脱愚昧和反智的桎梏，走上开放、自由、理性之路。　――刚去世的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John　Paul　2nd,　1920-2005）可能是罗马教会历史上最令人赞赏的典范。他身体力行地以真诚、博爱、无畏的基督精神传播福音，主持为教廷过去的亲纳粹反犹太错误方针忏悔，为四百年前遭受迫害的科学家伽里略等平反。在新时代的罗马教会中，《圣经》没有什么“绝对真理”不可辩驳，无论你是否承认耶稣为处女所生和复活，再也没有什么论点会被斥为“异端”。理性不再臣服于神学，而是后者的指南，科学再也不是“上帝的女仆”，而是朋友——“世界属于科学，精神归于上帝”。与此同时，大批人本主义信士成为教会新鲜血液和主干力量，黑人被授予红衣枢机主教，下任宗座的候选人多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些都为罗马教会在世界各地重新赢得声誉。　文艺复兴是一场英才的先驱运动，宗教改革则使千百万民众投入其中，把信仰从教廷的控制中解放出来，重新建立了以每个信徒直接面对上帝的平等社会观，为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伦理原则的形成和发扬光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够发生并克臻全功，不能不认为植根于西部基督教文化区（政教分离条件下酿成的）独特的“权力制衡”格局的神奇功能。　这种神奇功能保障了基督教文化经历黑暗时期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早期正统人本主义入世观念的“两心调谐”精华本质得以历劫不殆，终能浴火重生，正本清源，跟上时代的需要，发挥了当时理性主义或唯物主义力所不逮的调谐两心、焕发灵性、柳暗花明、缔建现代文明的伟大显性积极历史作用。　在国家政治领域，宗教改革并没有对於世俗的不平等带来激进的冲击。恰恰相反，宗教改革否定了教廷高於一切的特权，实际上维护了世俗王权，受到了王权的欢迎，这也是许多诸侯贵族与要求改革的人民站在一起的重要原因。宗教改革运动中，以路德为代表的改革主流派，本着基督教教义的一贯宗旨，强烈抵制在社会改革方面打出激进旗号的闵采尔派，反而颂扬维护世俗秩序的重要性，其後霍布斯更发挥提出国家至上说。宗教改革的结果，在欧洲封建势力衰落，民族国家成型，贸易主义（或城市主义，Mercantilism）勃兴的历史关头，引领人生哲学主流，倡导爱心即公平原则，鼓励一切人等自强不息，沿着良性的积极向上的大方向发展，实际上非常有利於通过世俗国家体制内的和平渐进方式从封建社会朝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历史大趋势。　宗教改革启示了一个由平等和自由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新观念，他们的行动受自己的良知而非任何权威所驱策。恩格斯充分肯定路德的改革对确立近代的自由平等的道德新原则作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黑格尔等认为宗教改革的宗教原则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原则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但流血的暴力革命并非西欧进步变革的必要。由於宗教改革促成了一个凭藉“两心调谐”思想意识形态推动社会进步的环境条件，西欧发展民主与科学，实现资本主义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与君主立宪共舞的和平演变过程，亦即损失较少，收效最着，富於中庸之道特色的历史性优化选择过程。　西部基督教地区（包括西欧和後来的北美），在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文化积极因素孕育下，造就了举世独步、无与伦比的“两心调谐”化社会大环境，带来一场人类史上破天荒的思想大解放，人类灵性创造能力空前顺畅发挥，催生了民主启蒙运动和政治民主化变革，肯定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合法性，自由贸易市场经济以及相应的规模化生产组织如火如荼发展起来；基於这样的需要和可能条件，红尘世界时来运转，作为灵性创造成效明证的近代科学技术，终於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科学的广泛领域出现了全面性突破，遂有石破天惊般的工业革命勃兴。　十八世纪西部基督教地区科技和生产领域面貌日新月异，因工业化形成高效能的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壮大，社会财富迅速扩增。一种体现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大趋势，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三者相结合的新型“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形形色色守旧势力，取代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成分。　德国着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曾经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形成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发起人马丁．路德深恶痛绝教廷特权地位和种种欺人之谈，强调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使得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路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职业观相联系的新教教派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是为人生的天职。　但韦伯认为路德的职业观还不脱安于既定职业围的传统观念，是新教加尔文派更加成功地把适合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观同职业观结合到了一起。　新教中以法国神学家加尔文（John　Galvin）为代表的一派，批判、继承，并巧妙地重新解释了公元四世纪末天主教神学家奥古斯丁的“预选论”，赋予了某种特殊的积极意义。　加尔文认为上帝不能以“个人修行”加以讨好或贿赂，所以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就要充分运用上帝赋予的天分努力实践，绝对不能天天祈祷上帝而不做实事。基督徒如果得到恩赐，例如科学研究能力，就表示上帝要求他要成为出色的科学家（不然上帝给你那种能力干嘛？）你不必靠禁食、拉人受洗、出家修行来证明你是上帝的选民；你必须活出上帝要你成为的形象来荣耀上帝。这种生气勃勃的新观念提倡勤奋地、理性地工作，同时又应节制自己的消费，避免沉湎於尘世的享受，即所谓“入世制欲主义”。　加尔文派将旧日天主教的“出世禁欲主义”变成了“入世制欲主义”，提倡“一切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的信念，并且必须在世俗实践活动中得到明；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进取的人，荒谬的自我折磨的修行生活失去了意义。因此有人指出加尔文派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救赎，准确地说，就是通过世俗的成就来树立对得救的坚定信念。於是，信仰上帝，“追求死後永生”的私心原动力，在基督新教中产生了“以宗教热忱认真投入现实生活”的态度。　加尔文派藉此发展出了更加明确的循正道积极进取的近代进步职业观。按其理解“上帝的赎罪恩典不但将世界上的世俗任务交给了人类，并且使世俗职业成为每个人训练那由恩典得来的精神的必要园地。”於是世俗工作不仅是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并且是一种目的，人们在职业劳动中贯彻信仰，培养个人的含蓄、自制、勇敢进取和对行动的目的有合理思考的精神，成为一种宗教的责任。加尔文派相应强调发展独立人格，高度开创能力和行动的责任感，而且为了共同的、积极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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