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中）

神圣而不能失败的目的和价值，坚强地团结起来，体现了个人主义和民主的特质，而同时又有崇尚权威和律法的意识共同存在。　这样的职业观提高了人对职业和工作的热忱，为实业家追逐利润的行为提供了出自神意的正当理由；又因倡导虔敬和勤勉限制了过渡消费和奢华，鼓励获利回馈社会大众，尤其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可以认为，宗教改革以後的西方社会，新教，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从意识形态高度注入了符合“两心调谐”原理、具有中庸优化意义的进步积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催生了一场宗教促进灵性创造能力大觉醒的意识形态革命。十七、十八世纪，经过宗教改革的西欧和不久以後跟进赶上的北美，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理论科学、应用技术和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有了空前大发展，迎来了民主启蒙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时代的黎明。　恩格斯指出：“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　有人说，“路德为加尔文开辟了道路，加尔文为伏尔泰（民主启蒙大师）开辟了道路。”一脉相承，此言非虚。　对照前面讨论过的儒家有关天人关系的观念，孔子一方面继承传统神性信念，承认并尊重天的至上神地位，以及天道──人生必遵共性指导原则的存在；另一方面“敬鬼神而远之”，高扬人的作用与价值，以为天已将人间的事交给人自己管，为政在人，事在人为。前者肯定和安慰人们的宗教情感，後者指导人们积极入世、敬业上进，循正道求利的现实行动，两者并存协调，互相支持，同时在情操方面提倡勤俭刻苦，要求贫而无怨，富而无骄。孔子的天命观，以为人的遭遇除了靠自己把握，还要受到客观条件或外部界限的决定。这个命，不是宿命论者宣扬的不可改变的绝对必然性；这个命，当非事先所能知晓，只有尽了最大努力之後才能看出。知命，意味着做一个明白人，善於总结经验，去认识事物的客观条件或外部界限，以利再接再厉，知难而进，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不是行动的出发点。对照日後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派的一系列神性进步主张，可见同中国真版儒家学说的信天观存在高度一致性。　欧洲宗教改革以後，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空前顺畅发挥，带来各方面所有一切发展变化当中，居於核心地位的当然是民主与科学，意味着从处理人际关系的政治制度上，以及掌握运用自然规律的能力上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效。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水平的硬指标。没有科技进步内涵，任何看上去了不起的社会发展变化都是“平面”性质，没有上升意义可言。就像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赫赫武功那样，从历史发展高度而论，了无正面价值痕迹可寻；而戎马倥偬、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大帝出生前後五百年间，我们的祖先的生活方式没有什麽两样；从大多日常活动看，甚至公元後一千五百年年时大部分人仍然过着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年的人差不多的生活。只有具有科技进步内涵的社会发展变化，才是体现天赋灵性功能，提升人类掌握运用事物规律性的能力水平，通向现代化的登云之路。拜欧洲宗教改革以後，即十六世纪以来科技革命带来巨变之赐，我们今天的穿着、饮食、工作、传讯、交通、休闲、志趣、追求……与路德、加尔文那年代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　美国应用物理学家麦克．哈特（Michael　H．Hart）博士从百科全书所录近万人中，根据对历史进程影响的大小、范围、时间的长短等因素，选编了其中之最的一百名人排行榜（《影响世界历史100位名人》）。榜中有科学家和发明家36人，除了上古时期的4人，其後为现代科技作出杰出贡献的32人全部落在欧洲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思想解放有成的地域，大体不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奥地利诸国。　哈特自问道：“我们不清楚为什麽科学产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或日本。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并非偶然。毫无疑问，像牛顿、伽利略、哥白尼和开普勒这样的卓越人物所起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也许有一些基本的重大原因，可以解释为什麽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都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东方。或许，使欧洲人易於理解科学的一个明显的历史因素，是希腊的理性主义以及从希腊人那里流传下来的数学知识。”　诚如哈特博士所言，那麽为什麽排行榜中希腊和中国、日本一样藉藉无名呢？　如何认识基督教与近代科技发展的渊源关系？西方学术界有冲突论、无关论、互惠论、复杂论等多种典型观点。其中冲突论常为中国反对宗教迷信的思想家们津津乐道，以为批判基督教的依据；其他观点说来道去，也无一梳理得清其中不胜矛盾错乱纠结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　上文已经运用灵性“两心调谐”论原理，不拘一格，另辟蹊径，从文化推手的起点出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破谜解惑，基本上回答了哈特博士不清楚的问题。也道破了英国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　1900-1995，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国进入明清时期後科技进步陷於停顿的原因之谜。如果也要起个名儿，不妨把其间渊源关简称为“推手论”。　但是，熟悉欧洲史的人们也许还在纳闷，与风云际会，引领风骚的英吉利对照，曾为海外殖民和贸易一流强国，同属西方基督教即天主教体系的西班牙，为什麽也看不见哪怕一位人士跻身凌霄阁光荣榜呢？　十五世纪中期，西班牙将天主教置於王室而非教皇的控制之下，造就了与欧洲其他天主教国家迥然不同的政教合一体制，完全否定了政、教之间的“权力制衡”功能，并且实行绝对禁锢思想的宗教审判制度，从而彻底屏蔽了风起云涌席卷欧洲大部的宗教改革和新教崛起的影响。　西班牙自外於宗教改革催生的欧洲民主与科学“跃进俱乐部”的结果，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落後於西欧主流。西班牙的政治文化和管理制度，也扩散到了西半球的殖民地；这些地区的发展，也落後於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区。西班牙腓力二世（1527－1598）统治後期，国势盛极而衰，以“无敌舰队”覆没为标志，失去了海上霸权，迅速走向没落，从此沦为西欧发达地带的弱势国家。　适成对照，英国由一个二流后进蕞尔岛国，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年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当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前进的演变过程。“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宫廷权力斗争，促成切断与罗马教皇的关系，选择新教为国教。经克伦威尔共和国，王权复辟，“光荣革命”以至迎来加尔文派新教徒，荷兰的奥列治亲王为英王（威廉三世），奠定了新教的主导地位，但无可能陷入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的僵死模式。这种结果使得宗教革命的进步成果在英国有了大放异彩的社会环境条件，扭转了欧洲专制王权主导下的反民主逆流，并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条件。　英国在十七世纪末最早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宪政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分权制衡制度。即便在封建王权政治环境中，有了权力制衡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相结合，就有可能导致一种难以逆转的良性发展进步大趋势，也为以後的美国和一些英联邦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民主进步植下了先天基因。　英国在1624年正式发布保护发明创造者权利的专利法令(Statute　of　Monopolies)，授予本国的技术发明人或外来的技术引进人有期限的技术垄断权，对於真正有创新意义的发明可酌情授予较长年限的垄断权，但禁止给予普通商品这种垄断权。美国则於1790年建立专利法。从“两心调谐”原理看来，专利法给予发明创造者合理期限的特权保障和鼓励，并促进发明创造成果尽快付诸实用和推广，是公私关系的优化组合，亦即“两心调谐”原理合乎中庸之道的实际运用的典范，无疑对科技加速进步起了不同凡响的推进作用。　新大陆美国更胜欧陆的不寻常人文和地理背景，尤为解放灵性创造能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时空条件。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初期移民固以新教徒中追随加尔文教义的清教徒为主体，十八世纪初又兴起了一场以宣扬加尔文宗(Calvinism)为特色，称为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基督教复兴运动，四十年代达到高潮；美国独立革命成功後的九十年代又再次出现了类似的复兴运动，称为第二次大觉醒。所谓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白种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成为初期支配美国社会主流的上层群体。由此不难看出日後美国发展青出於蓝尤胜於蓝的深层社会文化基础渊源。韦伯的经典着作《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案例，就主要来自美国精神楷模班杰明．富兰克林的着述。集工匠、作家、发明者、开国元勋、外交家和勤劳致富者於一身的富兰克林，集中体现着美国清教传统向资本主义演进的众多特征。他的《自传》、《穷查理历书》、《致富之路》等劝业教诲之作，曾经广为流行，有上百种版本，被译成十多种文字。　进一步观察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各国，应能见及新教文化影响下社会发展进步的优势。同说德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相较，奥地利（极少新教徒，90％天主教徒）就不如早期新教加尔文宗重要基地瑞士（53％新教徒，46％天主教徒）以及新教的另一支派路德教的发源地德国（81新教徒，11％天主教徒）强盛。在说英语的英国（60％新教徒，9％天主教徒）、美国（51％新教徒，22％天主教徒）、澳大利亚（82％新教徒，9％天主教徒）、爱尔兰（5％新教徒，94％天主教徒）、与加拿大（45％新教徒，46％天主教徒）之间作一比较，也会有类似的发现。北欧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人民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路德宗（Lutheran　Church）新教徒，它们的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都高居世界前列。　立足“两心调谐”原理，从基督教文化内涵，宗教革命沿革及其後续发展这条主线进行观察，就不难认识以上历史变迁

《和谐社会三重奏（中）(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