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中）

的来龙去脉，理清其中逻辑性和因果关系。　同为基督教文化区，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各有千秋；同出一源的宗教文化，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能够发挥的推手作用也有异。马克思说得明白，“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都是以弘扬爱心为核心，寻求“两心调谐”的人生哲理，主要由于路线差异，酿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推手作用。东方华夏神州，由于伪儒当道，铸就了一种超稳定的停滞型局面，尽管内部时有造反起义、改朝换代，但因循重复，万变不离其宗，几无发展进步可言。如果没有外力激活，恐怕像“推背图”预言那样，端详不出跳出封建专制农业社会窠臼的徵兆，难有突破飞跃的出头之日，成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的“永恒”。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主要指西部基督教，即天主教和新教，特别是最富革新和进步性质的新教文化，穿越漫漫荆棘，冲破重重业障，曲折反覆之中，推动社会趋於“两心调谐”，总体而言积极向上、发展进步。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由专制政治萌生民主法治体制，基督教文化统率意识形态，潜移默化，拨乱反正，循循善诱，功莫大焉。　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出现过罗马帝国解体形势下徼天之幸不期而至的那种“权力制衡”局面，普遍徘徊恋栈农业社会，治乱循环无已，停滞落后，难有进步，其关联性就昭然若揭了。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资本主义脱颍而出，新兴列强国家掌握了空前强大的技术手段，积聚了规模无比庞大的财富。人类从此有福了吗？其实不尽然。　良辰美境奈何天。诚如《易经》所言“福兮祸所伏。”　宗教革命以後，欧洲和北美社会迅速发展进步。十七世纪中期，以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为契机，启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各方面的发明创造纷至沓来，科技发达到了如此程度，人们敢喊出了“人定胜天”这样不可一世的口号。　科学发展和生活实践经验的结合，使得普通人都越来越容易明白，科技发达，工业革命，机械化生产，生活方式改进，靠的是理性的努力，宗教信仰赖为基础的奇迹观念其实是不切实际的迷信。人间多少不仁不义，也不见神的干预，好人常常不得好报，神甚至不会在天灾人祸中保护自己的祭坛和善良的朝圣信徒。奇迹如此虚无飘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之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或者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那种天神显现奇迹干预人世的神话也许不失其“永久的魅力”，但知识的丰富、积累和长进，只能导致天意者原是“人间的事由人类自己管”的结论。　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曾指出，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可分为三阶段：即宗教的、玄学（形而上学）的和科学实证的。人类进步，就需要通过推理、假设和实验以穷究事物的规律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宗教赖为基石的奇迹观念，无法因应实证的挑战，人格化的神和天国地狱已不那麽可信，中世纪基督教黄金时代那种顶礼膜拜虔诚笃信难以为继，原来依靠神性信仰为载体的道德信条必然发生动摇，这就是神性宗教救世之道不可逾越的的历史局限性。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82）研究生物发展变化规律有成，於1839年发表《贝格尔号航行日志》，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提出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进化论（Evolutionism）。　也许为达尔文本人始料不及，此後衍生了一种称做“社会进化论”（Social　Evolutionism）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基督思潮，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价值观解体，成为时代的强者──资产阶级，特别是居於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新宠。　社会达尔文主义驱使西方列强弃和谐化如敝屣，倒退返祖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掀起了近代史上遍及全球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狂澜，将人类世界迅速推向战争和人祸的深渊，一步步趋近自我毁灭的边缘。　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性原理同草根群众路线创意结合的无神论济世学说，应时而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化至弱为至强，在全体人类陷于空前生存危机关键时刻，以雷霆万钧般的革命压力，挽狂澜于既倒，导引芸芸众生不由自主有意无意地走上了一条令人充满惊奇、无穷意外的优化解题之道，迫使西方列强转进良性和平演变的轨道，逐渐回归社会性和谐化的大方向。在历时半世纪的冷战中，西欧（包括北欧）、北美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大见成效，成功地建立了相对和谐的社会体制，成为高度繁荣发达、引领全球化大潮流的现代进步文明楷模。　後冷战时期被许多人讥为一无是处的马克思主义，恰恰就是扭转乾坤，重新拨正人类世界历史前进航向无可取代的历史杠杆，促成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历劫重生化险为夷大转折的第一元勋。　当代西欧、北美社会，基督教文化为仍是道德孵化器、和谐化的主要精神基础；但在高科技讯息时代，依靠超自然奇迹支持的神性宗教信仰，必然面临其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　随着加速现代化进程，旧有宗教神性信仰不可避免地走向弱化和消亡，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持续进步所赖的“两心调谐”机制渐失精神凭籍，但迄今为止尚无新的适当的理性信仰足以承续、发展或取代其引导作用──“如果对地狱的观念和沉沦的恐惧一旦冷淡了，那麽人们对天堂和得救的渴望就会跟着冷淡下去。”（英国，约翰．班扬《天路历程》），这就是所谓西方信仰危机的实质。在西方社会的一切危机当中，信仰危机无疑是最为根本的致命的重大危机。　体现爱心或公心的共同意识形态衰落之际，美国和西方世界高度自由化的社会环境，恰好提供了自私恶性狂飙、大肆破坏民主政治体制“两心调谐”性质的大好机会，很容易导致社会性道德沦丧，表现为精神空虚、良知泯灭、无视公益，为求器官快感刺激而不择手段，加剧了行为上隐性或显性的犯罪倾向。而与高科技相结合的恶魔型犯罪模式，毫不奇怪地充当了信仰危机的前卫时尚。　信仰危机导致犯罪浪潮迭起，主要应付之道只能是加强警力，勤扫勤捕和严厉惩罚。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之首，面临的犯罪问题也最为严重。2003年中期以来的一年里，平均每周增加囚犯932名，2004年6月底全国在押犯达210万人（61％为有色人种和少数民族），相当于每138人中有一个生活在监狱里，比例之高，世界第一，紧随其后的是英国、中国、法国、日本和尼日里亚。（据美联社2005年4月25日报导）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危机，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神性觉悟达到转型期，不期而至，无可逃脱的青黄不接的现象。信仰危机并不意味着传统宗教即将消亡，也不意味着无神论的胜利，传统宗教信徒因而转变为无神论者的只是极少数。信仰危机不是信仰真空，不是信仰断层，社会发展进步也不会嘎然而止。如果我们把西方信仰危机的危害作用大分为初、中、後三个阶段，那麽现在毕竟还只是初、中级阶段。宗教及其神性信仰的调谐两心功能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有些预言家相信传统宗教将在第三个千禧年内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千禧刚刚在起点上，如果没有足以取代的信仰形成，一个曾经具有强大传统和辉煌成就的传统宗教文化，可以指望还将陪伴羊群走一段长路。两百多年来建成的西方民主政治仍然旺盛有力，掌握着自身命运的主动权。　信仰危机牵动千头万绪，但人们往往只看到现象表层就事论事，找原因时最不容易想到的大约就是信仰危机本身了。如果朝野熟视无赌，无所作为，听之任之，“两心调谐”无所凭藉，其预後不良的发散性，势将陷人类社会于梦魇般返祖逆过程，危机非常可能加速发展，一朝进入噩梦般病入膏肓的後期，现代文明成就可能毁一旦，损失不可以道计了。信仰危机给灵性人类出了一道攸关人类社会能否维持健康、强劲的前进运动，或转向停滞、倒退、恶化的超级试题。　基督教内涵“两心调谐”精神教义，已然成为引领西方社会发展进步成功的人生共性指导原则，不能随神性载体手段过时而抛弃。基督教能否如一些忧心忡忡的神学家们所设想，不过多依赖其宗教外衣，积极走向当代，面对现实，谋求与世俗的统一，与其他学说、主义和宗教从战略上以至实质上进行优化组合，形成新的有效的载体，继续在一个极大地变化了的世界上履行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伟大历史使命。是为当代西方社会天字号大哉问。　2001年911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改变了，甚至可能深刻地、长久地改变了美国和发达国家社会的“心态文化”。冷酷的恐怖主义隐形敌人的暴行，为安逸中渐趋沉沦的现代发达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导致爆发一场爱心大觉醒，激起本来歧异纷纷的多元少数派达成抗暴共识，加强政治团结，珍视和捍卫民主自由体制；“两心调谐”化信仰再度成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因而唤起道德与法治力量，有助战胜犯罪泛滥逆潮，缓解信仰危机的负面社会效应，成为自觉解救信仰危机的重大历史契机。　事实不像美国右翼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描绘的那样：“人类意识型态演变终止，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成为普世的价值，成为人类政府最终的形式。”　当今人类意识形态不是终止演变，而是需要新一轮立足理性基础之上的“拯救”和演进。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領袖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充滿自信地發出了令人熱淚盈眶的豪言壯語﹕“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是酝酿百年之余的“激发时机”成熟之际，因应求变图治的历史选择。中国人民盼到了一个进入和谐社会的大转折机会。　中国经历了两千年封建专制和伪儒思想统治，故步自封、不进则退，近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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