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中）

宰割，继以军阀混战，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入侵，以及不容喘息的国内革命战争，大乱不止，千疮百孔，苦难深重，民不聊生，人心如同久旱之望云霓，无比殷切期盼和谐社会。　对照上述构建和谐社会三大要素，试问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始，神州大地“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和“权力制衡”机制这两大要素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呢？　让我们先概略回顾一下近代中国社会“心态文化”的演变过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大变局”需要适当的“心态文化”为指引。清王朝的卫道士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方针，希冀固守伪儒阵地，以为指靠“拿来主义”搬取西方科技，就能转弱为强。　甲午战败，坚持“中学为体”的洋务运动疲态毕现，而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绩效斐然，足为对照。　是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志士辅佐光绪帝试行维新改革；康氏认为只有励行变法才能使中国脱离惶惶乱世，进入“升平世”（小康），奔向“太平世”（大同）。为此，“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着道德和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她从容地应付目前的需要。”主张“以道德和精神复兴带动智力复兴”。这样的见解，同“两心调谐”原理关於“心态文化”推手作用说灵犀相通，所见略同也。　康有为默察西人富强之术，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推手作用。梁启超曾谈到康氏对基督教独有所见，他说康以为耶教“言人世间之事，其精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接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皆上源於真理，下切於实用，於救众生最有效焉。”他相信中国应有更好的选择，遂发愤倡“孔教”之议。　康有为在1891年发表的《新学伪经考》中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於伪造，非孔子之见也。他反对顽固派“恪守祖训”，於是对孔子学说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重新解说。他在《孔子改制考》中论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派圣人。他把西方的进化论、民主、自由、人权、议会等观念引为孔子学说的内容。他主张变儒学为宗教，以凝聚民族精神，推动维新运动，进行政治改革，引导社会进步。由于过去所称儒教的内容实为伪儒，康氏正名儒教为孔教，以孔子为教主；按照基督教的凡圣两立，政教分途原则，发挥精神支持作用。他衷心赞美孔教不仅有正确的哲理，而且富於人道精神和包容性，具有不同於基督教等传统主流宗教的优越性，主张派人到国外传教，弘扬孔教於普天之下。　康氏以重新解说了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变儒学为孔教，意欲借重宗教信仰的力量，推行改革理想，其良苦用心令人感佩；但他没有能够从大本大源理顺重新解说的依据，而是随意改动经典原文，把西方观念牵强附会地硬塞给孔子，然後当作孔子的发明公出来；他倡导孔教，却没有一种像样的神学体系为支持。所以康氏拉孔子大旗借助神性发动改革的意图，显得非学术、非科学、非理性，非宗教，不神不人，不伦不类，庞杂矛盾，感觉怪异，不仅遭到顽固派强力反击，而且也不能为民众接受。他关於改用孔子纪年的主张，则被政敌戴上了“欲人不知有本朝（清朝）也”的政治大帽子。随着百日维新运动软弱的主导人光绪皇帝败於后党，迅速垮台，康有为的创意努力顿失凭藉，付诸东流了。　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尽管表面上政局鼎故革新，但中国社会的　“心态文化”领域却陷入了不知所从的困境。　伟大的先行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博采西方民主政治经验，结合中国背景条件，倡“三民主义”为建国指导方针，影响深远；但在“心态文化”领域少有建树。　时值帝国主义肆虐中华、争霸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　“丛林法则”　横行无忌，以孙先生为代表的反清革命家身处民族命运危急之秋，对西方列强高扬“个人本位”　的“观念文化”多持批判立场，似未警觉伪儒“崇公抑私”、“消灭自我”之谬误本质，依然沿袭“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传统高调，未能提出立足大本大源、堪以纠治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两心调谐”化更新观念。　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总统后，极力提倡尊孔。1913年起，他连续发佈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通令全国恢复祭孔，率文武百官，到文庙祀孔，并提请国会初审通过设孔教为国教，意图重又推崇伪儒思想为中国共同信仰，随着他称帝短命丑剧破产，此举无疾而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堪再添屈辱，痛感前途迷茫之余，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这是一场进步知识分子主导的民主觉醒和思想启蒙运动，在政治抗争的同时，痛心儒教误国，奋起打倒“孔家店”（真假不分）；并试图从诸多西方世界社会科学学说，寻求拯救中国的良方。这场运动曾经提出两大主题：1，科学民主、个性解放；2，复兴民族，救亡图存。当时的形势特点正是国难当头，人心所向更加强烈诉求民族振兴，因此后者占了压倒性绝对上风，而非人性解放。所以无论科学主义、浪漫主义、革命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彩纷呈，还是苦于不得要领，始终不能确立个人本位和私有制的应有地位，民主共和、发达进步理想社会仍然遥不可及。　值此蹊跷时刻，前不久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　五四运动加速了引进原先中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革命经验，使得许多激进追求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开眼界，惊喜莫名，纷纷放弃罪孽深重的西方，拥抱新兴“至善”理想之邦苏联。马克思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主张实行公有制，似乎暗合中国思想界历来奉为圭臬其实从来没有探究清楚底细的“大公无私”、“天下为公”之类观念（直到今天，包括许多高举马克思旗帜的正宗共产党人，恐怕仍未认真解读马克思关于尊重个性和个性解放的重要观点及其“两心调谐”内涵。），是时西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许多追求正义的知识分子竞相景慕苏联，这是一个世界性共产主义热的年代。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时应运而生。　北伐以后的国民政府，仍重视伪儒道统，尤倡王（阳明）学。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在社会上倡导"礼义廉耻"为生活标准，老生常谈，了无新意而已；同时在学校倡导尊孔读经，但因民国初期定下政教分离制度，读经终未能列入国民教育。　经过长期反复较量，天秤倒向了共产党一边。从挣扎在饥饿线上急于谋求活命出路的破产农民，到冥思苦索忧国忧民的善良知识分子，终于把希望寄托在闪发盖世义人光辉，许下神圣诺言，并且身体力行的志士仁人们组成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一边。　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前，中国社会实际上处于“信仰混乱”或“信仰真空”状态。儒家学说真假不分，“孔家店”一片残砖断垣，宛然封建废墟陈迹；西方人生哲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嘶咬不清，不足为训；宗教则被斥为“医学专用人民的鸦片”，非传统道会门皆在取缔之列。随着翻天覆地的革命成功，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掀起了一场建设新社会所需的“心态文化”更新改造运动。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要求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指导，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追求，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行为准则。　中国共产党一贯确认基本观念和思想信仰亦即“心态文化”的无比重要性，不仅要求党员确保思想先进性，同时凭借政权的力量，组织发动全体人民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建立了一种举国统一、无远勿届、家喻户晓、统帅一切的“心态文化”。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两心调谐”型的济世学说。其人生观以个人为出发点和承担者，不仅不反对个人价值和个人幸福，而且以每一个人的解放为社会本身得到解放的前提。　马克思面对十九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生产力”，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力图找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既要维持强大的私心原动力产生的“经济冲动”，又要充分贯彻公平原则，防止私心恶性膨胀，以保障生产关系经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促使社会生产力不断上升发展，而且设想能不能找出一种办法，就此一劳永逸呢？　其实这就是孔子的大同社会，或耶稣的天国理想，但他们都说得如此简略、模糊、含蓄或神秘。唯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从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论，分阶段目标纲领以及实施方法步骤，提出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理论。　类似孔子的由小康臻大同的两段说，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大目标也分为两个阶段。首先要达到的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後经过生产力巨大发展和政治文化巨大进步，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进入高度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类按照兽性丛林法则进行生存竞争，是人类摆脱不了的生存状态。优胜劣汰必然产生阶级分化和压迫，是为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　马克思主义者则以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正在沿着这种兽性丛林法则，将人类社会引入动物状态之中。　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剥削、压迫之根源，并因盲目生产造成社会性浪费，应当由公正合理的公有制予以取代；但马克思并不是把社会、集体（联合）认作公有制的基础。他设想的是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打破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不民主的枷锁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个体会在其发展中形成“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从而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个体”，就是要求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　Individual）。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因而可以在其发展中超越仅仅追求物质需要的历史阶段，超越人类社会的动物状态，进入真正的人类状态。这不就是上面反覆讨论，引为天道人性基本公理

《和谐社会三重奏（中）(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