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中）

常识的“两心调谐”原理阐明的优化运行状态吗？　马克思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并不是要废除一切意义上的私有制或个人所有制，而是要废除当时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严格说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作为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实质上应该正名为一种“两心调谐”进入化境而行之的高级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或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相信“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其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以为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应该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这种个人所有制以反自私，求调谐为前提，根本不同於当时以“丛林法则”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也不是其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普遍实行的那种片面强调社会和集体（联合）利益和无私献身精神、否认个人及其私心的重要性、压抑以至抹杀个性、视个人私心积极性为耻的公有制。　斯大林也如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39页）　设想社会主义社会解放了个人和社会的创造潜力，科技突飞猛进，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物资财富充分涌流，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从此消失，阶级差别，城乡差别不复存在，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乐生的生活第一需要。这种情况下，“个性的活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劳动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叫做“消灭劳动”。在那里，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或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一种非特定占有的所有制，是个人再也不把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与否作为自己生存的物质前提的所有制。“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体现了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将要形成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起人类真正自由的社会生存方式。於是，有个性的个人可以追求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如同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有拉斐尔（Sanzio　Raphael,　1483-1520，意大利画家）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的发展的可能。”人今天可以做农夫，明天可以作科学家，後天可以当作家等等，在生活和活动中充分展现个人生存的价值。社会终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是充分调谐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美景了。　对付握有强大经济实力和超级杀人手段的资产阶级专政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既不可能用孔夫子式的理性上层路线苦口婆心说服办法，也非基督教神性感召力量潜移默化所能奏效，那麽除了把“两心调谐”的救世理论通俗化，直接灌输给最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形成无比强大的革命实力以进行抗争，还有多少选择馀地呢？　马克思看到了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一个个被资产阶级专政力量镇压下去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满怀悲愤地择引了大量梯也尔政府对起义工人血腥屠杀的报道。从残酷的政治现实中，特别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後，马克思引出了以实力对实力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武装起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命题。　历史经验和生活经验表明，任何拥有超强武装实力的特权统治势力或集团从来不会不经生死斗争拱手退让出局。如果没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赋予最弱者以扭转乾坤的擎天伟力，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会向俎上鱼肉让步，自动地乖乖地和平演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　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暴力革命，被期许为“一场最後的斗争”，相当於追求人类世界永久和平的万般无奈“必要之恶”。然而马克思主义没有理由排斥在可能条件下和平过渡。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恩格斯晚年时认为，工人阶级政应该根据革命形势和条件的变化及时改变斗争策略，他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有两大锐利武器，一是筑垒巷战式的武装起义；一是用好普选权，开展议会内外的合法斗争；要改变过去那认为普选权对工人阶级只是“陷阱”，只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欺骗工具”的看法，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恩格斯也告诫工人政领袖，重视利用普选权，决不是“放弃自己的革命权”。事实上，没有足够强大的革命压力，不会有和平过渡的现实意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非宗教的无神论理性救世理论，实行了一条不同於孔子上层路线，却堪以媲美和超越基督教深入扎根群众的创意救世路线。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动员对象并非君主诸侯或大资产阶级新贵，而是诉诸社会底层无助的劳苦大众；从翻身求解放、人人有饭吃，到自由、平等、民主、幸福美满理想社会前景，把争取个人切身权益和改造社会大计有机地结合一起；一旦“理论掌握了群众”，弱势人群焕发出了沛然不可御的献身革命积极性。其（形式上）宗教式的甚至超越宗教的宣传魅力，动员起来的不只是某一民族或国家，而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全体人类中的大多数。表面上看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是七零八散、任凭宰割、无可奈何的弱势群体；但在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下，出现了一种化至柔为至刚、至弱为至强的奇迹，产生了拨正人类历史航向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相当於大同世界或上帝之国这样的终极性远大目标的一种现代化和世俗化的理想主义诠释尝试，但许多提法还只能是一些粗略的概念，无论马克思本人，或是今日最高明的社会学家，都无法勾勒和解释清楚。且不说共产主义，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同样不是自然而然渐进演化产生的社会制度，而是一种出於善愿的全新设想，一种济世宏图的参考框架结构，其中太多模糊，太多不切实际的假设，太多近乎乌托邦式的畅想，太多不免矫枉过正的策略。　马克思关於取消商品和货币後发放“劳动券”实行按劳分配的设想，至今社会学家们还无法想像其合理性和可行性。马克思主张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究应如何具体理解？其间又是一种怎麽样的协调一致关系，恐怕至今少有人融会贯通。马克思不可能弄透一切涉及的命题，也不可能回答所有自己和众人提出来的疑问。马克思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学说一样，如果付诸实践，就要就像物理学家对待牛顿、麦克斯韦尔、爱因斯坦大师的学说那样，绝无教条主义包袱，因应客观实际情况，不断加深认识，揆情度理，灵活运用，修正丰富，与时俱进；否则难免事与违，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　就像孔子学说，基督教教义的遭遇那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济世之道，可能被作出不同解释，扭曲篡改，甚至真假不分，在实践中产生形形色色的异化效果。其中成功关键，恐怕在于能否紧紧把握住它的“两心调谐”本质，因时因地因体制宜，与本国社会政治实践相结合，找到适合自身背景条件的优化应用方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非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基于这样的国情和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国际环境，中国不可能重走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老路。　中国的路怎么走？早在1940年1月，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主张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一种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中国引上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建立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个阶级和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中心任务为发展经济，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充分物质条件。　“新民主主义”，也许是针对中国国情，恰当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两心调谐”内涵，从而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最优化可行方案。“新民主主义”造就了一种人心归附，“得道多助”的有利形势，在适当斗争策略的配合下，不仅加速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进而开启了建政后的社会性和谐化局面。　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拥有宏伟信念，巨大威望，一流人材，民心期许，举国（除台湾地区）一统，令出必行，组织严密等非同寻常的强势条件。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政权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　、“万众一心”、欣欣向上的“黄金时期”。这个“黄金时期”的性质大不同于历史上“治乱循环”中偶尔出现的所谓“盛世”；由于“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的导引作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空前大转折，支持着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空前大转变，造就了一种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相对顺畅发挥的社会性和谐化大气候。　中国出现了千载一时的社会公正、男女平等、秩序井然、治安良好新局面。黑道、毒品、娼妓、赌博、乞丐、难民、失业等社会阴暗面迅速荡涤一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已非虚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就提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创新精神；经济建设讲究规章制度，科学管理，尊重专家学者。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亲自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份子团结一致，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五月又正式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著名“双百方针”；同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过“多元化”的经济开放思想，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到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八大作出了反对个人崇拜、转向经济建设的正确决议。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还提出要求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可见一派高屋建瓴、开放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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