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中）

的边，总是自我陶醉地以为高扬道德伦理，统治者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监督自己，就能达到目的。他们一代又一代，匍匐在绝对权力脚下，为药石网效的“吏治”腐败毒疮隔靴抓痒，不得要领，一直不承认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他们在历史的无情嘲笑面前，总是执迷不悟地指望一朝天降“圣人明君”；但是　“圣人明君”　只要也是具有七情六欲的大活人，绝对权力的腐化铁律永远不会失效，“人在”，尚不能保证“政在”，更何况“人亡政息”乎？　西周和谐社会实践的宝贵历史经验，幸而没有像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上古文明那样失落无存，付诸东流。　生于春秋乱世的大思想家孔子，宛若“天之木铎”，天机解密，从“两心调谐”这个大本大源出发，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师法周公，不涉迷信，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将前人的敬德思想、礼治之道及其内涵的“允执其中”优化方法论，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建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济世大成宝典，提出了由“小康”而“大同”的分阶段社会发展目的论。　孔子思想作为历久弥新一流先进文化结晶，揭示了万物之灵的“当行之路”（人之所以为人的应循客观规律，或称“天道”），是为推动文明建设，指引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构建和谐社会，导向人间天堂，具有普世价值的经世致用美轮美奂金声玉振大全体系。　在上古中国，“学在官府”，媒体落后，广大民众没有受教育机会，更且缺少一种“好有好报”保障机制的时代背景下，传播理性观念，达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深入人心，指引人生，谈何容易？　于是孔子采行上层路线，周游列国，试图说服君主带头，自上而下弘扬“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施行仁政德治，构建和谐化的“小康社会”，由点及面，推广天下。孔子学说既无草根群众基础形成强大支持力，又苦于缺乏足令君主及其统治集团甘心牺牲既得特权利益、“克己复礼而归仁”的驱动机制。反复游说，到处碰壁，徒劳无功之余，终于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孔子“述而不作”，没有亲自为自己的学说下定义，来不及作出系统性的解说。其后儒家慘遭秦始皇極端反儒政策（“焚書坑儒”）的毁灭性打击。流傳下來的儒学经典原著，多为断断续续的语录式记叙体，缺乏连贯性，加之古汉语简约含蓄难解，阙疑伪书杂陈，动不动要用猜哑谜的办法推考，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释起来，很容易随心所欲，说黑即黑，说白即白。　孔子以后约350年，雄才大略的西汉武帝在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协同策划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神立教（儒教）、“政教合一”、教为政用。从此中国进入了漫长的所谓“儒家思想统治”时期。表面上看来，儒学被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和精神支柱，似乎就是儒家梦寐以求的空前伟大胜利了，实则由此为始，真孔蒙尘，伪儒当道，孔子的真版儒家学说从来没有主导过中国思想政治领域一天。　中国历代王朝尊奉的皆非真版儒家学说，而是借夫子令名，偷梁换柱，重加塑造，一百八十度逆孔孟真意而行之的伪儒；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超级愚民工具，维护封建专制绝对权力超稳定永世其昌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借近世中国社会惯用的一句政治术语，该叫做“打著红旗反红旗”的伟大表演（Great　Performance）了。因此，人云亦云的“儒家思想统治”之说，应当实事求是、明明白白地正名为“伪儒思想统治”。　伪儒思想是一种反调谐的“两心失衡”型劣质“心态文化”，在无制衡的“绝对权力”支持下，高踞似是而非的“崇公抑私”道德制高点，将谋求发展进步的私心（Personal　Desire,　Private　Interest）驱动力和万恶的自私（Egoism，Selfishness）原罪混为一谈，否定个人本位（Personalism）和自我意识的合理性，藉专制君权代表的伪公压抑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阉割、扼杀人类最可宝贵的创造能力。自命孔子传人或称“後儒”的宋明理学家（朱子之学到陆王心学），倡“存天理，灭人欲”悖论，与消极无为的释道玄说相结合，尤将这种破坏作用发挥到了不可救药的极致，造就了一种虚伪矫情的“国民劣根性”，阻绝了政治制度改良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前进道路，彻底否定了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能性。　人们多说“儒教”为中国传统信仰，实际上这是一种伪儒压顶下自欺欺人的伪信仰，一旦剥去斯文体面的画皮，剩下的就是虚火邪旺、可怜巴巴的阿Q精神了。　近代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说：“中国由草莽初开之世以至於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後为一退步时期。”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简明扼要的概括。　历代掌握无制衡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总要自封天命所归、永世网替，相信依靠强大武装力量为後盾的生杀予夺大权，足以对付被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想不到一朝社会矛盾发展到了极端不和谐的地步，无权无势甚至手无寸铁的弱者，终将以“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之势，展现翻天覆地般的摧枯拉朽超级威力，把自己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种事态终结了一个又一个封建政权，而且从此开始无休无止地循环重演起来。　周以后伪儒思想统治下的中国，虽有一些凤毛麟角的“盛世”片断（“文景”，“贞观－开元”　，“康乾”等），其延续时间可能长过“成康之治”，但无非“治乱循环”当中，统治者不得已有所“让步”、社会相对稳定的难得插曲而已，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这就是老百姓“暂时做稳了奴才的时期”罢了，总免不了“祸必随之”，大乱不止。由于缺乏“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为支持，这类插曲都不足以同西周初期短暂而逼真，具有上升型进步意义的和谐时期的历史地位相提并论。后世御用文人奉君之好歌功颂德，史家虚荣媚俗因循故事，这类“盛世”常被大肆夸耀，掩盖了其中深刻的悲剧性质；但无论如何文饰华丽，事实上没有留下多少堪以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正面的有益的启示。　中国的“儒家学说”，如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等，先后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以不同形态登临思想和政治舞台，形成所谓“儒家文化圈”，其中伪儒的负面影响和後果相伯仲也；但近年来时移势易，真儒思想终于有机会在那里发挥了一定程度的进步推手作用，发生了奇迹般的积极效应，后文将就此专门讨论（见三之二、三）。　孔子和他的传人孟子等艰苦卓绝的实践显示，倘非适逢西周初年风云际会、圣贤当道的社会进步转折期，依靠理性上层路线捷径侥幸取胜的可行性极低。西汉名为“独尊儒术”，实则伪儒登龙以后，这种本来极低的可行性降到了零点。舍此而外，恐怕只有神性草根群众路线最为值得一试了。　（二）.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启示录　东方不亮西方亮。　如果我们发挥高度想象力，设想“造物主”从事着一场灵性人类社会发展实验，一方面将人间的事情交给人类自己管，一方面在关键时刻悄然宏观调控。东方中国进入“自作之孽”　的伪儒当道思想黑暗时期，也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权力制衡”机制，丧失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社会发展从此趋于停滞；于是西方对照组浩浩荡荡展开了另一条路线的实验进程。　孔子以后约五百年，耶稣基督（Jesus　Christ）诞生于巴勒斯坦的伯利恒（Bethlehen）。耶稣自称上帝的独生子、代表上帝来到人间的弥撒亚（Mashiah，救世主），与人类重新立约，执行救赎人类的任务。犹太教主流派不承认耶苏是救世主，把耶苏的信徒赶出犹太会堂，於是他们作为犹太教的一个革新派，建立自己的独立的聚会点，形成了早期的基督教。到公元一百三十五年，基督教完全从犹太教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新宗教。　基督教以神性宗教信仰为载体，传播“天启”救世之道，即所谓天道或天理。基督教以爱心为核心的救赎教义的哲理精神，内涵本质几与儒家以人为本，“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仁”学天然混成、完全吻合，又宛若逐一“接受”了儒家“路线错误”和五百年风风雨雨的前车之鉴，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修正”。　基督教是一神教，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真神，不承认（人死後灵魂作为）鬼魂存在和轮回转世，不容许崇拜偶像，从而把奇迹和信仰充分集中在上帝及其代表的身上，可将迷信因素压缩到最低限度，以利排除不必要的思想混乱。　基督教信奉的上帝就是犹太教圣经中的耶和华，本来只被尊为犹太民族的神，公元前587年国破家亡、民族离散之後，这种信仰有了根本改变，形成了宇宙万物和世界各族共有的“唯一真神”观念，但仍以犹太民族为耶和华的唯一选民。犹太人自认是上帝的选民，管罪孽深重，屡遭天谴，却有高人一等的民族优越感。圣殿里分内、外院子隔开，不外邦信徒入内，这隔墙就宛同仇恨性的鸿沟。直到耶稣降临，方才突破了旧日选民说的狭隘性，宣称“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隔断的墙。”(《以弗所书》2：14)　“上帝仁慈地邀请每一位需要的人来到面前，得享平安。”（《马太福音》11：28）“对每一个相信的人而言，是完全的救主，能满足人一切需要。”（《约翰福音》3：16）从此不再分远人或近人、犹太人或外邦人、被接纳或被排拆的人。在上帝面前，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别统统消失不见了。　基督教教义和儒家学说都是“两心调谐”原理──人类循正道谋求发展进步不可违背的基本公理常识的引申和运用，前者多了神学语言，少了理性立论，但内涵几乎完全一致。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3：19-26）因此需要基督的救赎。克服原罪和解救罪孽的救赎之途，不是消极地宣传禁欲主义、“大公无私”或一切皆空以否定私心，而是通过皈依上帝，信仰基督，从而遵循教义，“先求他（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得以弘扬爱心调节私心，防范和克服自私犯罪倾向，驱动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挥，方能去祸得福，得到“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参见《马太福音》6：31－32），进而荣登天国；唯其如此。吾人不妨理解基督教“原罪说”和由此引申而出的“救赎说”，正是前述“灵性－两心－调谐”原理的

《和谐社会三重奏（中）(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