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中）

充满智慧、揆情度理，指引中国社会和谐发展蒸蒸日上的美景良辰。　当时舆论宣传反对自私的“个人主义”，强调为公的“集体主义”，提倡“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不否定个人利益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的大原则，确认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一致性。人们不必讳言参加革命首先是求生存、找出路、谋幸福，然后才有为革命事业奉献的觉悟。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同路人，因贡献、能力和影响大小得到了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工农大众从社会底层翻身当上了国家主人，进入领导阶层，参与管理决策。衣食不继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劳动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政府制订了干部、职工等级工资制度，建立了精神表彰、物质奖赏和升晋级等“好有好报”体制，鼓励每个社会成员在革命责任感的名义下，高扬敬业精神，争取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优异业绩。党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注，特别欢迎海外优秀学者、专家来归，领导人礼贤下士之风，使得无数英雄竞折腰，相信从今有了一个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报效国家民族的大好机会。　中央制订和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物资供应丰富、物价稳中有降。在苏联援助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项目执行得比较好，特别是基础工业建设如火如荼、突飞猛进。人们普遍相信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关于建成繁荣富强新国家的美丽蓝图必将付诸实现。　可惜这样的和谐化上升发展趋势好景不常，稍纵即逝，不过七、八年，到1957年反右斗争时，便嘎然而止了。　究其根本原因有二，其一是作为大本大源的　“心态文化”，经扭曲、异化，逐渐偏离“两心调谐”状态，失却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再者，缺乏一种真性的“权力制衡”机制为守护神，和谐化成果无所保障，甚至可以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然而，这些否定和谐的原因并非源自马克思主义。　大家知道，以苏联为首，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共产党夺权成功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原旨预期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革命，然后一起获得成功，由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本人始料不及的穷国弱邦，不按正版马克思主义章法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新生的革命政权处于强势的资本主义敌对国家环伺之下，而国内还缺乏长足的工人阶级力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基础，倒是有著一片“小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汪洋大海，以及不可低估的“反革命残余势力”，随时存在里应外合、“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巩固红色新政权，所有这些国家，普遍实行了一种有异于马克思主义原意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毛泽东改称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民主专政，解释道专政只是针对极少数阶级敌对分子，而广大人民则将享有最充分的民主。）民主首先要让人民按自由意志选举政府，马克思认为最好照巴黎公社的办法直接选举，从来没有说过共产党毋须经由自由选举，无限期一党专政、领导一切。马克思所指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类似美国的（参见《马、恩选集》I，390～391页，恩格斯在1885年版加的注）广泛地方自治，一切官吏由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任命或批准，更不得有高薪或特权以“防止公仆变为主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应当经由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他们始终坚持民主主义信念，反对“国家迷信”或“对国家的崇拜”，反对由国家机器包办和管理社会事务，主张把人民群众的自治和参与管理放在首位，实现“大社会、小政府”，最终导至“国家消亡”。　与马克思的设想不同，早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可以突破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一国或数国首先革命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被称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将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即“党领导一切”定为根本信条。后来的共产党革命家自然信同真理，奉为神圣经典圭臬了。　执政的共产党，声称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当然地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自信党的决策具有永远正确的必然性。各国共产党政权没有例外地把“党领导一切”　或“为民作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划上了等号，不仅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并将全体人民，包括被称为国家主人的先进阶级成员，一律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人民只能严格地按党的意图和决定办事，没有越雷池一步的自由权利。宪法上抄自苏联实则参照西方常规写上去的一些人民应享民主权利，其实徒具文字装饰形式。所谓选举都由党组织包办代替，必要按党确定的名单当选。党为自己确立了不容挑战、永远主政的特权地位，因此否定了任何真性“权力制衡”体制存在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就此轻易责备革命的共产党人权力欲膨胀离经叛道，因为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认定为一种势在必然，自然而然，或者说不得不然的选择，共产党人因此理直气壮、无所顾忌，有志一同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没有建立一种真性的“权力制衡”机制，但从毛泽东为首的开国领袖人物为始，就深明权力腐化的历史教训，像《尚书》古籍中早期政治家那样，为此忧心忡忡、殚精竭虑，谆谆教诲自己的干部和党员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希望通过严格要求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相应建立种种自我监督的制度和机构，达到防范腐化变质，长保革命道德伦理于不堕的目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党专政以及“党领导一切”的历史必然性，正好与“打天下，坐江山”，谋取特权利益的利己愿望丝丝入扣。一旦实行，如果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机制，“君子”也好，“圣王”也好，“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也好，谁也不能豁免“原罪”宿命般的操控作用，无可幸免于“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化”的铁律；尽管一开始有其轰轰烈烈、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终要在素质上腐化堕落，在治国决策上背离两心调谐原则，走向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不断“犯错误”，一步步归于沉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革命政权，执政党一面坚决镇压肃清残余敌对势力，一面最大限度发挥“统一战线”法宝的效用，力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至少存在过一个各方协商寻求共识的类似于共和政治的蜜月期。开国大典前夕，中国共产党筹备和召开了有广泛代表性人士参加的首届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通过了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和许多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重要决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决定国旗、国歌、国都所在地以及采用世界公用的纪元等等。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一种政治上密切合作的关系，后来还归纳出了一项令人动容的十六字指导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宪法》中又加设了一种“最高国务会议”制度，作为执政党与各界人士共商国是的议事形式。这种合作关系起先运行得很好，形成了一种“不是权力制衡的权力制衡”功能。　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进程顺利，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际声望日隆，很快建立起了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威，伟大、光荣、正确，应毋庸疑。于是，上述“不是权力制衡的权力制衡功能”失却了动力基础，绝对权力的自我腐蚀作用终要顽强地彰显出来，上述政治蜜月期也就随风而去了。　事实上，一种“打着红旗反红旗”、“宁左勿右”的反调谐型政治心态文化阴影早就存在，其根源显然出于维护特权优越地位的自私原罪驱动。这种政治心态文化意味着，如果你为了巩固、捍卫、强化党的执政地位，不择手段，犯下错误，甚至构成严重罪行，仍会被视为党性坚强的好同志，受到信任、袒护或重用；反之，如果你批评、指责、损害了党的权威，即便是站在真理一边，做的是合情合理、于人民有益的好事，总是不可原谅、不堪容忍的异己分子。这种唯我主义倾向，完全背离了“两心调谐”原则，同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社会性思想信仰完全听命于执政党的意图，相当于“政教合一”那样，马克思主义和汉以后的“儒教”，或宗教改革以前的“基督教”命运相似，可以被任意解释，使符合特权统治集团驾驭人民的需要。于是，在马克思主义或革命的名义下，形形色色贪欲罪恶得以大行其道，不但助长了唯上盲从、自命正确、弄虚作假，进而导向一种非理性的极左思潮，每项政治运动的斗争面无不扩大化；党的干部队伍因此日渐脱离群众，演变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兴特权攻守同盟，走向自己立志献身的革命大目标的反面。　50年代前期，有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等政治运动，都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应有的伤害，但人们还可以解释为“推翻旧世界”难免发生的“矫枉过正”现象，至于批武训和反胡风运动，显然已偏离理智常规，但都局限于相对少数人群，不至于破坏了整体上的和谐化表现，或者说至少表面上如此。然而挨到了1957年中后期，一场“反右派斗争”阳谋，终于完全摧垮了来之不易，却非常短促的和谐化局面。　无制衡绝对权力的反调谐性质，同时表现在国家建设方针大转向，背弃了原先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的承诺。　建国初到1952年，毛泽东和党中央仍然认为：三年经济恢复后，搞个10年、20年或更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后，毛于1953年6月严肃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确保私有财产”等观点，全党认识很快统一到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的战略上来。中国共产党因此提前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科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在反右派斗争消灭一切异议之后，无制衡绝对权力宛若“和尚打伞”、“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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