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中）

的政治工具；借用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思想信仰，改造成为得心应手的御用愚民手段，建立符合王权长治久安需要的“政教合一”体系，成就万世不堕的特权统治大业。　随着奴隶制度走向没落，罗马帝国渐失光芒。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向东迁都君士坦丁堡（拜庭），从此越来越像早年中国的东周，中央政权弱化，封建诸侯割据分治。罗马帝国就此分成了东、西两部分。　基督教会为争夺最高领导权、势力范围和世俗经济利益加之教义上的分歧，也相应分成了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和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分别成为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的中心。　由于绝对权力腐化不止、奴隶起义冲击、奴隶来源枯竭以及日耳曼等“蛮族”大举进攻，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东西两派教会歧异更加扩大，九世纪时双方主持人（东方主教和西方教皇）互相将对方开除教籍，到十一世纪终告彻底分裂。　我们把“独尊儒术”的中国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称为东、西方人类实验对照组；现在，後者又分出了由基督教东、西两派教会形成的对照组。　东、西教会彻底分裂後，加之伊斯兰扩张造成东西方隔绝，东部基督教後来自立成为东正教（Orthodox），或称希腊正教（因自命正统，故称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罗马帝国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处于停滞状态。　在东西方教会分裂後，西部基督教遂称天主教（Roman　Catholic）。　罗马首都东迁後不久，西部地区即遭外族纷纷入侵，形成许多分散的邦国。西部基督教成功地吸收了外来入侵者者进教，并在语言和文化上同化之，逐渐成为中世纪西欧群雄并立（不是集中统一的君主政权）局面下，意识形态领域大一统的强大核心力量，走上了一条与东部地区大不相同的发展道路。　中古时期西部欧洲的罗马教会扩张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的和调和的社会整体。各个分散的基督教国家，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学都受到基督教伦理学的支配，这时教会在实际生活中体现了柏拉图在“共和国”提出的的那种理想，即由圣者和敬畏上帝的人们治理着的统一社会。经过十字军东征，教廷势力更见隆盛，并且建立了经院哲学研究体系，以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基督教的神学理论。　公元四世纪末，天主教神学家奥古斯丁（St.Augustinus，354－430）撰写了大量宗教着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论上帝之城》和《忏悔录》。　奥古斯丁在《论上帝之城》中提出了在西方教会看来如此重要的观点，以至成为教会贯穿整个中世纪恪守的正统原则。奥古斯丁以为世界上存在两种价值共同体：“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上帝之城”由上帝的爱心构筑而成，是和平的永福之地。“世俗之城”则是人性败坏的产物。这两种城的说法，仅仅用来展示两种对立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有形的分立。它的居民混居在一起，直到末日审判那一天才会实在的分开。　面对普通信众，奥古斯丁相当复杂的理论简化成了一个明白而实际的对比：“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就是罗马教会；“世俗之城”的体现就是罗马帝国或日后的王权邦国。这个“双城记”说法虽然在义理上有漏洞，但深为教会喜闻乐见，马上被教会紧紧抓住，作为神权高於王权，教权得自神授，教会代表最高和最後的权威，俗权不得僭越的理论依据。据此，世俗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当世俗法律的规定与上帝的永恒法相悖时，这些规定对基督徒便不具任何效力，并应被抛弃；世俗国家只有运用其权力来推广对上帝的信仰和崇拜，其存在才是正当的。总之，作为创造主、至上神在尘世的代表，教皇及其领导的教会，为了确立意识形态领域最高权威的社会地位，确保这个最高权威地位强大不容挑战，实质上是教皇及其神职王国成员为了满足其人性的尊荣及物质欲望，必然要同封建专制国家世俗君王相抗衡，争夺主宰一切的最高权力。　罗马教廷牢牢掌握着神威和道德制高点，对下属教会系统实行集中领导，凭着长期独立发展壮大起来的强大群众基础，加上天高皇帝远、外族入侵和王权分散化，君主没有大一统威权，人民有转徙逃避馀地等等历史上罕见的得天独厚社会环境条件，得以在这场同世俗王权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抵挡得住大小君主一相情愿的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的企图，坚持凡圣两立、政教分离，甚至在许多方面教权高於王权，从而形成了封建专制统治时期非常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权力制衡”格局。　这种不期而然形成的“权力制衡”关系，尽管充斥罪恶表演，但从历史演进的高度而论，幸而保留了基督教教义“两心调谐”精神颠朴不破、焕发灵性奇葩的宽广馀地。政、教任一方都不可能“领导一切”、“决定一切”、“控制一切”，无法形成从人身到精神无所不包的“一元化”统治体制，不至於犯错误达到漫无止境、无可救药，竟致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走向沉沦、没落，以至自我消亡为代价的悲剧性结局。如此不仅捍卫了“上帝之城”拯救“世俗之城”的神圣功能，造就一种神性的大爱同世俗专制政治的大私在斗争中求调谐的格局，产生了容许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自由发展谋求进步的空间；而且，也使得那自命神圣永无谬误、权势灸热的教廷自身一旦变得专横跋扈、腐化堕落时，下层群众的改革愿望和造反行动有可能与“世俗之城”的强大制衡功能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抵制和匡正。　在整部中世纪世界史中，除了西部基督教文化圈，我们找不出同这种粗粗看去不伦不类、不登大雅之堂，但确凿有效的“权力制衡”格局差可比拟的例子。在没有哪怕一位政治哲学学家预见到的情况下，就是这种政教之间充斥自私贪欲罪恶表演，不期而然形成的“权力制衡”格局，几同不可思议地为人类世界带来了千真万确的“与天地叁”微妙契机。　历史上西部基督教教会势力同世俗王权之间互相合作和对抗的记载，常常被史学家联系教廷世俗化、权力争斗、腐化堕落、禁锢思想、反对科学、“黑暗时代”、以及终于爆发宗教革命……，视为历史的荒谬和悲哀。而十字军东征中的种种谬行，不同教派之间的争战，对犹太人的政治迫害和屠杀，尤为背离基督精神的莫大耻辱和罪恶。尽管人所共知，近代科学、民主在西欧基督教国家中首先兴起，史学家们似乎很难称赏罗马教廷有何功德可言。恰恰相反，罗马教廷推动的对基督教的崇拜的整个过程，通常被认为意味着压制思想自由和阻挠科学技术发展。西欧民主启蒙大师们多为教会的激烈批评者，甚至不承认教会的合法性。几乎没有一个基督教徒把中世纪基督教（天主教）的存在解释为对现实物质世界中科学的召唤。　於是，权威历史学家们多称，近代民主和科学在欧洲兴起不是源自基督教，而与欧洲文化传统中的某些因素有关，常常解释为来自希腊民主传统，亚里斯多德和欧几里德著作中所表述的理性主义。而且人所共知，近代民主与科学发轫，不是在教会权势鼎盛的年代，而是在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特别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後的创造力旺盛时期，那时，欧洲出现了人本主义文化传统的复活。　但是历史学家们仍然面对另一个更加摸不着头脑的难题：为什麽源自希腊的民主传统和理性主义不能在东正教环境中的母国发扬光大？却在压制思想自由的西欧基督教势力圈成正果？　再有甚者，为什麽在箝制思想自由的西欧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东正教地域和东方中国两千年间始终没有哪怕即便差可比拟的“人本主义文化传统的复活”？　为什麽在罗马教廷宗教异端裁判所的恐怖控制下，科学家大量涌现，一面受打击压制，一面创造发明不止；而东正教地域和东方中国显得一片静穆？　如果立足“两心调谐”原理，我们应不难穿透表象，循事物本质理清来龙去脉。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本大源，来自基督教文化的“两心调谐”内涵；而凡圣两立、政教分离格局下史无前例地产生了的的“权力制衡”机制，相当於这种“两心调谐”文化内涵历劫不堕，发扬光大不可或缺的守护神。　殊不知那犯了许多反基督错误的罗马教廷的存在，体现了世界人类史上无可比拟、独一无二的有效“权力制衡”范例。如果没有这一貌似和一切凡俗争权夺利一样卑鄙肮脏、不堪称道的“权力制衡”，那基督教文化内涵和草根群众路线的成就，都会在专制政治的淫威下，化神奇为平淡而湮没，和其他所有政教合一或教为政用的专制统治国家一样，势难形成足以焕发灵性创造能力以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两心调谐”持续化社会环境条件。　这种既不成文，又无章法的“权力制衡”，虽然从政治学观点看来粗糙不堪，甚至丑陋不堪，但毕竟使得王权难以走上绝对权力和绝对腐化的不归路，经常为大千世界留有“两心调谐”的馀地，亦即人类灵性发明创造能力得以发芽抽枝的馀地；也使得那拥有强大物质基础的意识形态最高权威――教廷，利欲熏心、走火入魔、迷失本性之际，犹有挽回狂澜，重开新猷的强大动力和历史机会。　这里有了“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间的“权力制衡”，无论那一方，教廷腐化堕落也好，王权腐化堕落也好，都不可能彻底否定基督教人本主义文化内涵和草根群众路线的成就，谁也挡不住一场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大觉醒的到来。我们看到了灵性受抑的“黑暗时期”，但教廷毕竟无法制止薄卡丘在《十日谭》中痛揭教会和神职人员的伪善和罪孽，以及随之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我们看到了被绑上火刑柱的科学家，但是教廷并不掌控世俗国家的专政工具，必须得到议会判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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