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中）

受法律保护的异教徒後方能下毒手，因此要惩罚更多的科学家也难，要彻底扼杀思想自由、取消灵性创造活动更难。　拜这种“权力制衡”之赐，西方基督教环境中生活着的灵性人类毕竟能够享有一个较具“两心调谐”内涵的生存环境。作为对照，神州中华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同样具有创造潜能的劳动人民，在由上而下的伪儒文化以及政教合一体制“天无可逃”的控制下，已然进入精神植物人状态。　於是，浩浩鹏程万里的现代化之旅，就从这开始。　今天我们值得以极大的热情来讴歌盛赞那“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权力制衡”不仅是一种监督作用，而且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否决权，一种可以说不，而且说了能够算数的机制。如果没有这种机制，再好的理想和制度也会被没有制衡的绝对权力所破坏、蹂躏，几无可能形成有利社会持续上升发展进步的大环境。　“权力制衡”的必要性，是“两心调谐”原理用之社会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铁律。　用东方儒家语言来说，“权力制衡”是中庸之道的“和而不同”　原理应用於政治体制化的上限，是礼的最高形式。在人类分别共同经历过的封建专制统治时代，东方儒家路线未能解决的历史症结──“权力制衡”之谜，终于在西方人类实验场，为西方基督教文化地区的社会实践不期而然地渐次破解了。普天之下，这是有史以来形形色色政治文化当中，到那个时期为止唯一的一次破解成功。万物之灵，徼天有幸，信而有征乎。　浩浩鹏程万的现代化进步之旅，绝非从此开始一帆风顺了。如果说西部基督教世界的世俗王权已经无法置基督教於政教合一的窠臼之中，不能按其特权统治集团自私贪欲破坏基督教文化的“两心调谐”内涵，那麽恰恰是身居“上帝之城”，戴着神圣光环，权势膨胀不已的教会神职人员自己，　“打着红旗反红旗”，扮演起了以上帝代表身份扭曲背反上帝精神的罪人角色。　任何优秀的仁人君子，一旦处强权地位，在无所制衡的情况下，深藏基因无可豁免的原罪总要骚动不已，非常容易一发不可收拾，即所谓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化的必然性。当时欧洲政治权力分散於许多邦国，相比之下，集基督教领导权於一身的罗马教廷的威权超过了一般君主，其中产生了一个由教皇、主教、神父、神职人员组成的强势特权阶层，他们在以教会名义行使权力时，世俗王权其实难於置喙（制约）。在圣洁外衣掩护下，从自命“永无谬误”、“永远不受审判”的教皇到下属神职人员，其自私邪欲膨胀起来，争权夺利不择手段，贪渎堕落渐成大患。　随着教廷权力上升，为了维护与加强自己的特权地位，教廷一方面按照封建制度建立了自己的等级制，“给封建制度蒙上了神赐的恩光”，借此以权牟利；另一方面，同中国的汉武帝董仲舒炮制假儒学如出一辙，实行宗教的愚民政策，以修道院的出世神学教条取代“道成肉身”主义的健康积极因素，抹杀人性，剥夺思想自由，窒息创造能力，造成了一个灵性淤塞、万马齐暗的“黑暗时期”。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但丁被放逐，大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先後被送进异端裁判所，甚至把坚持真理的优秀科学家和思想家布鲁诺绑上火刑柱，以抑阻怀疑奇迹、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　不少历史学家，把罗马教廷在中世纪的腐败和反动，当作基督教的一笔历史孽债，视为批判“宗教统治”，提倡理性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强力依据；一些人就此分不清婴儿和洗澡水，理不清基督教文化在欧洲和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推手作用。殊不知罗马教廷的堕落，只因基督教关於人人都有原罪的警告的普遍性同样适用於教会神职人员本身，谁也逃不脱权力导致腐化的铁律，而非基督教文化本质内涵的过错，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值得庆幸的是，宗教改革前後欧洲杰出的思想家包括民主启蒙的主导人物，一方面抨击罗马教廷反人性、反进步和腐化堕落，另一方面仍然头脑清醒地将基督教教义以弘扬爱心为核心的理性内容奉为人类应循共性指导原则。　基督教奉行了一条大不同儒家的发展路线，一开始就直接贯彻到最底层民众植根奠基，沿着由下而上的途径发展起来。一旦教会上层腐化变质，广大信众不会长期上当受骗而无所醒觉，教廷的愚民政策很难肆无忌惮不受抵制。西部基督教在所处特定政治环境中赢得了“政教分离”，不期而然造就“权力制衡”机制，教会权势纵然灸手可热，却不可能直接掌控国家专政工具镇压造反信众；更有甚者，在许多情况下，不甘和不满教会强势压顶的王权、贵族势力和政界上层会站到腐化了的教会的对立面，即人民的一边，以争取民心归附自己，强化自身权力地位，为此同民间改革派结成正义的联合阵线。因此西部基督教存在一种自我变革、自我完善的良性机制，得以免於重蹈中国真儒蒙尘二千载不得超生的覆辙。　十四世纪从意大利开始，一批先驱俊点燃了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圣火，借复古为名，对古典的希腊罗马值观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肯定人的价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人的注意。他们描写人、歌颂人、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　回归基督教本义，提倡人本主义，以“个人重要”的概念向僵化的教会中心文化挑战，从而重新调谐两心，冲破借神性抑制人性的“伪公”，把长期受压的正当的私心积极性解放出来，极大地焕发灵性的创造能力，为欧洲主要基督教国家带来了文艺创作空前繁荣，促进了客观的科学探索，以及商贸、金融事业的发展。　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兴起，商务、外贸发达，一些小手工业生产渐为较大的手工工场所取代，纺织、冶金、机械造等行业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资产阶级的前身──新兴市民阶层已经成形，促使国家主义、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呼唤政府支持和建立健全的市场环境。此时一些国家的王权日渐隆盛，西班牙、法国、英国等都在该期间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国家。　十六世纪初期，由文艺复兴带动，在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城市商界以及民族主义者等新兴势力支持下，以反对罗马教廷兜售赎罪券敛财（宣称只要买了教廷发行的赎罪券，已往及以後的罪孽都可一笔勾销，死後就可直接进天堂；不仅诱迫活着的人买，还要求替已经死去了的人补买。）为导火线，欧洲兴起了一场由下而上的宗教改革运动，针对罗马教廷及其下属教会道德败坏、财务腐化和侵占世俗产权等现象，质疑教会权力体制，要求按基督教本义进行改革。　这场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德国神学博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继承和发展了一个多世纪前波希米亚人胡斯等先驱者批判教会的思想，主张只有圣经和真理才能指引信众，破除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地位，强调“因信称义”（因信得救），重振“道成肉身”原旨；主张基督徒凭信心和爱心就能获得自由，否定教会对信徒的种种束缚和沦为骗术的“善功得救论”，认为“圣礼”、“隐修”和“赎罪券”都毫无意义，强调入世和社会服务；提出把信仰（神学）从教会制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教会只是一个信仰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等级制的神权政府，信徒经洗礼皆可为神父，神职人员和教徒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等级的差别，否定教会自封的信众与上帝之间沟通中介者的地位，以及垄断《圣经》解释权和召开宗教会议等种种特权，并要求改革简化繁琐的宗教仪式和杂的教阶制度，赞成教会制度多样化；对教会的一系列信条提出批评，例如否定炼狱的存在，反对牧师不得结婚的规定；还鼓吹王权高於教权，主张建立国家教会，以及废除教会规定的苛繁刑罚等。这些主张体现了市民阶级长期以来割除宗教界封建特权势力反基督、反人性的毒瘤，解脱窒息灵性，限制发展的枷锁的要求。这场改革运动深得人心，迅速席欧洲大部分地区，引发了绵延二十多年的宗教战争，历经艰难曲折，终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　改革派成立了新教（Protestant），与旧教即天主教并立，彻底打破了“上帝之城”地面代表在神圣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的腐蚀下走向反面，无所制衡、江河日下的危险格局。　至此，基督教（Christianity）名下包括了天主教（Catholic）、东正教（Orthodox）和新教（Protestent）三大派，以及其他一些小教派。在华人中长期以来习惯於把新教称之为基督教；中国大陆的新教教会也从不自称新教，只称为基督教或耶苏教。本文为避免叙述中发生重混乱，仍以基督教为总称，不与新教混同。　基督教内部新、旧教并存，开始了非常有益的良性竞争，得以重整贯彻基督教教义“两心调谐”内涵必要的心态文化，形成另类特殊形式的“权力制衡”机制，造就一种利於个人自由思考和社会良性发展的环境条件，从而大大解放天赋灵性创造能力，推动人类社会破天荒地加速进步。　有中国历史学家沾沾自喜道：“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但人类史上“幸而”有了这次宗教战争，这是一次推动历史前进具有关键性转折意义的“必要的”战争。　旧教即天主教（Catholic），在宗教改革大潮冲击下，为顺应形势，不得不得洗心革面，主要是消除教会弊端，重整道德信誉，得以与新教共存共荣，继续履行其未竟历史使命。　――二次大战后，罗马教廷表现出更多更真诚的爱心与宽容，大力鼓励和倡导教会改革。第二届梵蒂冈会议（1961）后，取消了种种令人憎恶的制度，如宗教裁判所委员会、禁书目录、诅咒和开除出教等，主张同新教徒和东正教徒，同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和犹太人对话，甚至同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无神论者对话；承认科学成就，主张对社会问题采取灵活的态度，神学研究扬弃了传统谬论，以理性精神解构上帝和神学，摆脱愚昧和反智的桎梏，走上开放、自由、理性之路。　――刚去世的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John　Paul　2nd,　1920-2005）可能是罗马教会历史上最令人赞赏的典范。他身体力行地以真诚、博爱、无畏的基督精神传播福音，主持为教廷过去的亲纳粹反犹太错误方针忏悔，为四百年前遭受迫害的科学家伽里略等平反。在新时代的罗马教会中，《圣经》没有什么“绝对真理”不可辩驳，无论你是否承认耶稣为处女所生和复活，再也没有什么论点会被斥为“异端”。理性不再臣服于神学，而是后者的指南，科学再也不是“上帝的女仆”，而是朋友——

《和谐社会三重奏（中）(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