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中）

的一百名人排行榜（《影响世界历史100位名人》）。榜中有科学家和发明家36人，除了上古时期的4人，其後为现代科技作出杰出贡献的32人全部落在欧洲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思想解放有成的地域，大体不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奥地利诸国。　哈特自问道：“我们不清楚为什麽科学产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或日本。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并非偶然。毫无疑问，像牛顿、伽利略、哥白尼和开普勒这样的卓越人物所起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也许有一些基本的重大原因，可以解释为什麽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都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东方。或许，使欧洲人易於理解科学的一个明显的历史因素，是希腊的理性主义以及从希腊人那里流传下来的数学知识。”　诚如哈特博士所言，那麽为什麽排行榜中希腊和中国、日本一样藉藉无名呢？　如何认识基督教与近代科技发展的渊源关系？西方学术界有冲突论、无关论、互惠论、复杂论等多种典型观点。其中冲突论常为中国反对宗教迷信的思想家们津津乐道，以为批判基督教的依据；其他观点说来道去，也无一梳理得清其中不胜矛盾错乱纠结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　上文已经运用灵性“两心调谐”论原理，不拘一格，另辟蹊径，从文化推手的起点出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破谜解惑，基本上回答了哈特博士不清楚的问题。也道破了英国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　1900-1995，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国进入明清时期後科技进步陷於停顿的原因之谜。如果也要起个名儿，不妨把其间渊源关简称为“推手论”。　但是，熟悉欧洲史的人们也许还在纳闷，与风云际会，引领风骚的英吉利对照，曾为海外殖民和贸易一流强国，同属西方基督教即天主教体系的西班牙，为什麽也看不见哪怕一位人士跻身凌霄阁光荣榜呢？　十五世纪中期，西班牙将天主教置於王室而非教皇的控制之下，造就了与欧洲其他天主教国家迥然不同的政教合一体制，完全否定了政、教之间的“权力制衡”功能，并且实行绝对禁锢思想的宗教审判制度，从而彻底屏蔽了风起云涌席卷欧洲大部的宗教改革和新教崛起的影响。　西班牙自外於宗教改革催生的欧洲民主与科学“跃进俱乐部”的结果，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落後於西欧主流。西班牙的政治文化和管理制度，也扩散到了西半球的殖民地；这些地区的发展，也落後於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区。西班牙腓力二世（1527－1598）统治後期，国势盛极而衰，以“无敌舰队”覆没为标志，失去了海上霸权，迅速走向没落，从此沦为西欧发达地带的弱势国家。　适成对照，英国由一个二流后进蕞尔岛国，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年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当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前进的演变过程。“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宫廷权力斗争，促成切断与罗马教皇的关系，选择新教为国教。经克伦威尔共和国，王权复辟，“光荣革命”以至迎来加尔文派新教徒，荷兰的奥列治亲王为英王（威廉三世），奠定了新教的主导地位，但无可能陷入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的僵死模式。这种结果使得宗教革命的进步成果在英国有了大放异彩的社会环境条件，扭转了欧洲专制王权主导下的反民主逆流，并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条件。　英国在十七世纪末最早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宪政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分权制衡制度。即便在封建王权政治环境中，有了权力制衡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相结合，就有可能导致一种难以逆转的良性发展进步大趋势，也为以後的美国和一些英联邦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民主进步植下了先天基因。　英国在1624年正式发布保护发明创造者权利的专利法令(Statute　of　Monopolies)，授予本国的技术发明人或外来的技术引进人有期限的技术垄断权，对於真正有创新意义的发明可酌情授予较长年限的垄断权，但禁止给予普通商品这种垄断权。美国则於1790年建立专利法。从“两心调谐”原理看来，专利法给予发明创造者合理期限的特权保障和鼓励，并促进发明创造成果尽快付诸实用和推广，是公私关系的优化组合，亦即“两心调谐”原理合乎中庸之道的实际运用的典范，无疑对科技加速进步起了不同凡响的推进作用。　新大陆美国更胜欧陆的不寻常人文和地理背景，尤为解放灵性创造能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时空条件。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初期移民固以新教徒中追随加尔文教义的清教徒为主体，十八世纪初又兴起了一场以宣扬加尔文宗(Calvinism)为特色，称为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基督教复兴运动，四十年代达到高潮；美国独立革命成功後的九十年代又再次出现了类似的复兴运动，称为第二次大觉醒。所谓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白种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成为初期支配美国社会主流的上层群体。由此不难看出日後美国发展青出於蓝尤胜於蓝的深层社会文化基础渊源。韦伯的经典着作《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案例，就主要来自美国精神楷模班杰明．富兰克林的着述。集工匠、作家、发明者、开国元勋、外交家和勤劳致富者於一身的富兰克林，集中体现着美国清教传统向资本主义演进的众多特征。他的《自传》、《穷查理历书》、《致富之路》等劝业教诲之作，曾经广为流行，有上百种版本，被译成十多种文字。　进一步观察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各国，应能见及新教文化影响下社会发展进步的优势。同说德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相较，奥地利（极少新教徒，90％天主教徒）就不如早期新教加尔文宗重要基地瑞士（53％新教徒，46％天主教徒）以及新教的另一支派路德教的发源地德国（81新教徒，11％天主教徒）强盛。在说英语的英国（60％新教徒，9％天主教徒）、美国（51％新教徒，22％天主教徒）、澳大利亚（82％新教徒，9％天主教徒）、爱尔兰（5％新教徒，94％天主教徒）、与加拿大（45％新教徒，46％天主教徒）之间作一比较，也会有类似的发现。北欧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人民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路德宗（Lutheran　Church）新教徒，它们的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都高居世界前列。　立足“两心调谐”原理，从基督教文化内涵，宗教革命沿革及其後续发展这条主线进行观察，就不难认识以上历史变迁的来龙去脉，理清其中逻辑性和因果关系。　同为基督教文化区，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各有千秋；同出一源的宗教文化，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能够发挥的推手作用也有异。马克思说得明白，“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都是以弘扬爱心为核心，寻求“两心调谐”的人生哲理，主要由于路线差异，酿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推手作用。东方华夏神州，由于伪儒当道，铸就了一种超稳定的停滞型局面，尽管内部时有造反起义、改朝换代，但因循重复，万变不离其宗，几无发展进步可言。如果没有外力激活，恐怕像“推背图”预言那样，端详不出跳出封建专制农业社会窠臼的徵兆，难有突破飞跃的出头之日，成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的“永恒”。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主要指西部基督教，即天主教和新教，特别是最富革新和进步性质的新教文化，穿越漫漫荆棘，冲破重重业障，曲折反覆之中，推动社会趋於“两心调谐”，总体而言积极向上、发展进步。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由专制政治萌生民主法治体制，基督教文化统率意识形态，潜移默化，拨乱反正，循循善诱，功莫大焉。　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出现过罗马帝国解体形势下徼天之幸不期而至的那种“权力制衡”局面，普遍徘徊恋栈农业社会，治乱循环无已，停滞落后，难有进步，其关联性就昭然若揭了。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资本主义脱颍而出，新兴列强国家掌握了空前强大的技术手段，积聚了规模无比庞大的财富。人类从此有福了吗？其实不尽然。　良辰美境奈何天。诚如《易经》所言“福兮祸所伏。”　宗教革命以後，欧洲和北美社会迅速发展进步。十七世纪中期，以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为契机，启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各方面的发明创造纷至沓来，科技发达到了如此程度，人们敢喊出了“人定胜天”这样不可一世的口号。　科学发展和生活实践经验的结合，使得普通人都越来越容易明白，科技发达，工业革命，机械化生产，生活方式改进，靠的是理性的努力，宗教信仰赖为基础的奇迹观念其实是不切实际的迷信。人间多少不仁不义，也不见神的干预，好人常常不得好报，神甚至不会在天灾人祸中保护自己的祭坛和善良的朝圣信徒。奇迹如此虚无飘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之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或者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那种天神显现奇迹干预人世的神话也许不失其“永久的魅力”，但知识的丰富、积累和长进，只能导致天意者原是“人间的事由人类自己管”的结论。　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曾指出，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可分为三阶段：即宗教的、玄学（形而上学）的和科学实证的。人类进步，就需要通过推理、假设和实验以穷究事物的规律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宗教赖为基石的奇迹观念，无法因应实证的挑战，人格化的神和天国地狱已不那麽可信，中世纪基督教黄金时代那种顶礼膜拜虔诚笃信难以为继，原来依靠神性信仰为载体的道德信条必然发生动摇，这就是神性宗教救世之道不可逾越的的历史局限性。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82）研究生物发展变化规律有成，於1839年发表《贝格尔号航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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