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中）

，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提出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进化论（Evolutionism）。　也许为达尔文本人始料不及，此後衍生了一种称做“社会进化论”（Social　Evolutionism）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基督思潮，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价值观解体，成为时代的强者──资产阶级，特别是居於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新宠。　社会达尔文主义驱使西方列强弃和谐化如敝屣，倒退返祖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掀起了近代史上遍及全球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狂澜，将人类世界迅速推向战争和人祸的深渊，一步步趋近自我毁灭的边缘。　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性原理同草根群众路线创意结合的无神论济世学说，应时而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化至弱为至强，在全体人类陷于空前生存危机关键时刻，以雷霆万钧般的革命压力，挽狂澜于既倒，导引芸芸众生不由自主有意无意地走上了一条令人充满惊奇、无穷意外的优化解题之道，迫使西方列强转进良性和平演变的轨道，逐渐回归社会性和谐化的大方向。在历时半世纪的冷战中，西欧（包括北欧）、北美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大见成效，成功地建立了相对和谐的社会体制，成为高度繁荣发达、引领全球化大潮流的现代进步文明楷模。　後冷战时期被许多人讥为一无是处的马克思主义，恰恰就是扭转乾坤，重新拨正人类世界历史前进航向无可取代的历史杠杆，促成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历劫重生化险为夷大转折的第一元勋。　当代西欧、北美社会，基督教文化为仍是道德孵化器、和谐化的主要精神基础；但在高科技讯息时代，依靠超自然奇迹支持的神性宗教信仰，必然面临其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　随着加速现代化进程，旧有宗教神性信仰不可避免地走向弱化和消亡，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持续进步所赖的“两心调谐”机制渐失精神凭籍，但迄今为止尚无新的适当的理性信仰足以承续、发展或取代其引导作用──“如果对地狱的观念和沉沦的恐惧一旦冷淡了，那麽人们对天堂和得救的渴望就会跟着冷淡下去。”（英国，约翰．班扬《天路历程》），这就是所谓西方信仰危机的实质。在西方社会的一切危机当中，信仰危机无疑是最为根本的致命的重大危机。　体现爱心或公心的共同意识形态衰落之际，美国和西方世界高度自由化的社会环境，恰好提供了自私恶性狂飙、大肆破坏民主政治体制“两心调谐”性质的大好机会，很容易导致社会性道德沦丧，表现为精神空虚、良知泯灭、无视公益，为求器官快感刺激而不择手段，加剧了行为上隐性或显性的犯罪倾向。而与高科技相结合的恶魔型犯罪模式，毫不奇怪地充当了信仰危机的前卫时尚。　信仰危机导致犯罪浪潮迭起，主要应付之道只能是加强警力，勤扫勤捕和严厉惩罚。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之首，面临的犯罪问题也最为严重。2003年中期以来的一年里，平均每周增加囚犯932名，2004年6月底全国在押犯达210万人（61％为有色人种和少数民族），相当于每138人中有一个生活在监狱里，比例之高，世界第一，紧随其后的是英国、中国、法国、日本和尼日里亚。（据美联社2005年4月25日报导）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危机，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神性觉悟达到转型期，不期而至，无可逃脱的青黄不接的现象。信仰危机并不意味着传统宗教即将消亡，也不意味着无神论的胜利，传统宗教信徒因而转变为无神论者的只是极少数。信仰危机不是信仰真空，不是信仰断层，社会发展进步也不会嘎然而止。如果我们把西方信仰危机的危害作用大分为初、中、後三个阶段，那麽现在毕竟还只是初、中级阶段。宗教及其神性信仰的调谐两心功能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有些预言家相信传统宗教将在第三个千禧年内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千禧刚刚在起点上，如果没有足以取代的信仰形成，一个曾经具有强大传统和辉煌成就的传统宗教文化，可以指望还将陪伴羊群走一段长路。两百多年来建成的西方民主政治仍然旺盛有力，掌握着自身命运的主动权。　信仰危机牵动千头万绪，但人们往往只看到现象表层就事论事，找原因时最不容易想到的大约就是信仰危机本身了。如果朝野熟视无赌，无所作为，听之任之，“两心调谐”无所凭藉，其预後不良的发散性，势将陷人类社会于梦魇般返祖逆过程，危机非常可能加速发展，一朝进入噩梦般病入膏肓的後期，现代文明成就可能毁一旦，损失不可以道计了。信仰危机给灵性人类出了一道攸关人类社会能否维持健康、强劲的前进运动，或转向停滞、倒退、恶化的超级试题。　基督教内涵“两心调谐”精神教义，已然成为引领西方社会发展进步成功的人生共性指导原则，不能随神性载体手段过时而抛弃。基督教能否如一些忧心忡忡的神学家们所设想，不过多依赖其宗教外衣，积极走向当代，面对现实，谋求与世俗的统一，与其他学说、主义和宗教从战略上以至实质上进行优化组合，形成新的有效的载体，继续在一个极大地变化了的世界上履行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伟大历史使命。是为当代西方社会天字号大哉问。　2001年911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改变了，甚至可能深刻地、长久地改变了美国和发达国家社会的“心态文化”。冷酷的恐怖主义隐形敌人的暴行，为安逸中渐趋沉沦的现代发达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导致爆发一场爱心大觉醒，激起本来歧异纷纷的多元少数派达成抗暴共识，加强政治团结，珍视和捍卫民主自由体制；“两心调谐”化信仰再度成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因而唤起道德与法治力量，有助战胜犯罪泛滥逆潮，缓解信仰危机的负面社会效应，成为自觉解救信仰危机的重大历史契机。　事实不像美国右翼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描绘的那样：“人类意识型态演变终止，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成为普世的价值，成为人类政府最终的形式。”　当今人类意识形态不是终止演变，而是需要新一轮立足理性基础之上的“拯救”和演进。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領袖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充滿自信地發出了令人熱淚盈眶的豪言壯語﹕“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是酝酿百年之余的“激发时机”成熟之际，因应求变图治的历史选择。中国人民盼到了一个进入和谐社会的大转折机会。　中国经历了两千年封建专制和伪儒思想统治，故步自封、不进则退，近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宰割，继以军阀混战，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入侵，以及不容喘息的国内革命战争，大乱不止，千疮百孔，苦难深重，民不聊生，人心如同久旱之望云霓，无比殷切期盼和谐社会。　对照上述构建和谐社会三大要素，试问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始，神州大地“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和“权力制衡”机制这两大要素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呢？　让我们先概略回顾一下近代中国社会“心态文化”的演变过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大变局”需要适当的“心态文化”为指引。清王朝的卫道士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方针，希冀固守伪儒阵地，以为指靠“拿来主义”搬取西方科技，就能转弱为强。　甲午战败，坚持“中学为体”的洋务运动疲态毕现，而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绩效斐然，足为对照。　是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志士辅佐光绪帝试行维新改革；康氏认为只有励行变法才能使中国脱离惶惶乱世，进入“升平世”（小康），奔向“太平世”（大同）。为此，“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着道德和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她从容地应付目前的需要。”主张“以道德和精神复兴带动智力复兴”。这样的见解，同“两心调谐”原理关於“心态文化”推手作用说灵犀相通，所见略同也。　康有为默察西人富强之术，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推手作用。梁启超曾谈到康氏对基督教独有所见，他说康以为耶教“言人世间之事，其精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接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皆上源於真理，下切於实用，於救众生最有效焉。”他相信中国应有更好的选择，遂发愤倡“孔教”之议。　康有为在1891年发表的《新学伪经考》中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於伪造，非孔子之见也。他反对顽固派“恪守祖训”，於是对孔子学说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重新解说。他在《孔子改制考》中论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派圣人。他把西方的进化论、民主、自由、人权、议会等观念引为孔子学说的内容。他主张变儒学为宗教，以凝聚民族精神，推动维新运动，进行政治改革，引导社会进步。由于过去所称儒教的内容实为伪儒，康氏正名儒教为孔教，以孔子为教主；按照基督教的凡圣两立，政教分途原则，发挥精神支持作用。他衷心赞美孔教不仅有正确的哲理，而且富於人道精神和包容性，具有不同於基督教等传统主流宗教的优越性，主张派人到国外传教，弘扬孔教於普天之下。　康氏以重新解说了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变儒学为孔教，意欲借重宗教信仰的力量，推行改革理想，其良苦用心令人感佩；但他没有能够从大本大源理顺重新解说的依据，而是随意改动经典原文，把西方观念牵强附会地硬塞给孔子，然後当作孔子的发明公出来；他倡导孔教，却没有一种像样的神学体系为支持。所以康氏拉孔子大旗借助神性发动改革的意图，显得非学术、非科学、非理性，非宗教，不神不人，不伦不类，庞杂矛盾，感觉怪异，不仅遭到顽固派强力反击，而且也不能为民众接受。他关於改用孔子纪年的主张，则被政敌戴上了“欲人不知有本朝（清朝）也”的政治大帽子。随着百日维新运动软弱的主导人光绪皇帝败於后党，迅速垮台，康有为的创意努力顿失凭藉，付诸东流了。　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尽管表面上政局鼎故革新，但中国社会的　“心态文化”领域却陷入了不知所从的困境。　伟大的先行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博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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