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中）

方民主政治经验，结合中国背景条件，倡“三民主义”为建国指导方针，影响深远；但在“心态文化”领域少有建树。　时值帝国主义肆虐中华、争霸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　“丛林法则”　横行无忌，以孙先生为代表的反清革命家身处民族命运危急之秋，对西方列强高扬“个人本位”　的“观念文化”多持批判立场，似未警觉伪儒“崇公抑私”、“消灭自我”之谬误本质，依然沿袭“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传统高调，未能提出立足大本大源、堪以纠治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两心调谐”化更新观念。　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总统后，极力提倡尊孔。1913年起，他连续发佈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通令全国恢复祭孔，率文武百官，到文庙祀孔，并提请国会初审通过设孔教为国教，意图重又推崇伪儒思想为中国共同信仰，随着他称帝短命丑剧破产，此举无疾而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堪再添屈辱，痛感前途迷茫之余，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这是一场进步知识分子主导的民主觉醒和思想启蒙运动，在政治抗争的同时，痛心儒教误国，奋起打倒“孔家店”（真假不分）；并试图从诸多西方世界社会科学学说，寻求拯救中国的良方。这场运动曾经提出两大主题：1，科学民主、个性解放；2，复兴民族，救亡图存。当时的形势特点正是国难当头，人心所向更加强烈诉求民族振兴，因此后者占了压倒性绝对上风，而非人性解放。所以无论科学主义、浪漫主义、革命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彩纷呈，还是苦于不得要领，始终不能确立个人本位和私有制的应有地位，民主共和、发达进步理想社会仍然遥不可及。　值此蹊跷时刻，前不久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　五四运动加速了引进原先中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革命经验，使得许多激进追求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开眼界，惊喜莫名，纷纷放弃罪孽深重的西方，拥抱新兴“至善”理想之邦苏联。马克思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主张实行公有制，似乎暗合中国思想界历来奉为圭臬其实从来没有探究清楚底细的“大公无私”、“天下为公”之类观念（直到今天，包括许多高举马克思旗帜的正宗共产党人，恐怕仍未认真解读马克思关于尊重个性和个性解放的重要观点及其“两心调谐”内涵。），是时西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许多追求正义的知识分子竞相景慕苏联，这是一个世界性共产主义热的年代。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时应运而生。　北伐以后的国民政府，仍重视伪儒道统，尤倡王（阳明）学。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在社会上倡导"礼义廉耻"为生活标准，老生常谈，了无新意而已；同时在学校倡导尊孔读经，但因民国初期定下政教分离制度，读经终未能列入国民教育。　经过长期反复较量，天秤倒向了共产党一边。从挣扎在饥饿线上急于谋求活命出路的破产农民，到冥思苦索忧国忧民的善良知识分子，终于把希望寄托在闪发盖世义人光辉，许下神圣诺言，并且身体力行的志士仁人们组成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一边。　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前，中国社会实际上处于“信仰混乱”或“信仰真空”状态。儒家学说真假不分，“孔家店”一片残砖断垣，宛然封建废墟陈迹；西方人生哲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嘶咬不清，不足为训；宗教则被斥为“医学专用人民的鸦片”，非传统道会门皆在取缔之列。随着翻天覆地的革命成功，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掀起了一场建设新社会所需的“心态文化”更新改造运动。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要求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指导，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追求，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行为准则。　中国共产党一贯确认基本观念和思想信仰亦即“心态文化”的无比重要性，不仅要求党员确保思想先进性，同时凭借政权的力量，组织发动全体人民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建立了一种举国统一、无远勿届、家喻户晓、统帅一切的“心态文化”。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两心调谐”型的济世学说。其人生观以个人为出发点和承担者，不仅不反对个人价值和个人幸福，而且以每一个人的解放为社会本身得到解放的前提。　马克思面对十九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生产力”，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力图找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既要维持强大的私心原动力产生的“经济冲动”，又要充分贯彻公平原则，防止私心恶性膨胀，以保障生产关系经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促使社会生产力不断上升发展，而且设想能不能找出一种办法，就此一劳永逸呢？　其实这就是孔子的大同社会，或耶稣的天国理想，但他们都说得如此简略、模糊、含蓄或神秘。唯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从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论，分阶段目标纲领以及实施方法步骤，提出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理论。　类似孔子的由小康臻大同的两段说，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大目标也分为两个阶段。首先要达到的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後经过生产力巨大发展和政治文化巨大进步，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进入高度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类按照兽性丛林法则进行生存竞争，是人类摆脱不了的生存状态。优胜劣汰必然产生阶级分化和压迫，是为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　马克思主义者则以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正在沿着这种兽性丛林法则，将人类社会引入动物状态之中。　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剥削、压迫之根源，并因盲目生产造成社会性浪费，应当由公正合理的公有制予以取代；但马克思并不是把社会、集体（联合）认作公有制的基础。他设想的是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打破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不民主的枷锁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个体会在其发展中形成“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从而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个体”，就是要求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　Individual）。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因而可以在其发展中超越仅仅追求物质需要的历史阶段，超越人类社会的动物状态，进入真正的人类状态。这不就是上面反覆讨论，引为天道人性基本公理常识的“两心调谐”原理阐明的优化运行状态吗？　马克思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并不是要废除一切意义上的私有制或个人所有制，而是要废除当时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严格说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作为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实质上应该正名为一种“两心调谐”进入化境而行之的高级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或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相信“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其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以为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应该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这种个人所有制以反自私，求调谐为前提，根本不同於当时以“丛林法则”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也不是其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普遍实行的那种片面强调社会和集体（联合）利益和无私献身精神、否认个人及其私心的重要性、压抑以至抹杀个性、视个人私心积极性为耻的公有制。　斯大林也如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39页）　设想社会主义社会解放了个人和社会的创造潜力，科技突飞猛进，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物资财富充分涌流，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从此消失，阶级差别，城乡差别不复存在，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乐生的生活第一需要。这种情况下，“个性的活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劳动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叫做“消灭劳动”。在那里，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或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一种非特定占有的所有制，是个人再也不把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与否作为自己生存的物质前提的所有制。“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体现了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将要形成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起人类真正自由的社会生存方式。於是，有个性的个人可以追求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如同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有拉斐尔（Sanzio　Raphael,　1483-1520，意大利画家）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的发展的可能。”人今天可以做农夫，明天可以作科学家，後天可以当作家等等，在生活和活动中充分展现个人生存的价值。社会终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是充分调谐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美景了。　对付握有强大经济实力和超级杀人手段的资产阶级专政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既不可能用孔夫子式的理性上层路线苦口婆心说服办法，也非基督教神性感召力量潜移默化所能奏效，那麽除了把“两心调谐”的救世理论通俗化，直接灌输给最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形成无比强大的革命实力以进行抗争，还有多少选择馀地呢？　马克思看到了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一个个被资产阶级专政力量镇压下去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满怀悲愤地择引了大量梯也尔政府对起义工人血腥屠杀的报道。从残酷的政治现实中，特别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後，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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