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三重奏（中）

二.　古今中外构建和谐社会例证选粹

（一）.　西周前期“成康之治”　孔子誉为“郁郁乎文哉”，言必称道的西周，是上古世界构建和谐社会一大辉煌成功范例。　大约距今三千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跨越奴隶制的历史性巨变。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朝取代殷商，达到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小康之治。　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於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殷周制度论》）　毛泽东称这场“大革命”为“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这场大变革，通过“两心调谐”化作用，带来了社会面貌丕变，灵性创造能力活跃的新局面。　中国大约从四千一百年前建立夏朝起，进入奴隶社会初期，其後商朝为奴隶社会中、後期。到商末纣王统治时期，奴隶社会已经存在了大约一千年。　传说中商朝末代君主纣王是个登峰造极的绝对腐化奴隶制君主，造成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位於现今陕西的诸侯岐周领袖文王（姬昌）和他的儿子武王（姬发），领导自己基地和其他盟邦，发动了一场“大革命”，推翻了商王朝。　在生产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征战胜利者抓回俘虏活口是无利可图的。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一个人的劳动成果除供自身活命的必要消费外，还能有相当剩馀，於是部族之间战争的胜利一方，在利己私心驱动下，除掳掠财物、占据地盘外，有意让失败一方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存活下来，纳为奴隶，迫令为自己从事无偿劳役，增殖财富。於是那比较“公平”却“杀无赦”的原始社会走到了历史的终点，出现了最早的阶级社会──奴隶主和奴隶阶级对立并存的奴隶制社会。原先被处死的被征服者得以活命，成为可供利用的劳动力，必然带来生产力跃升的新局面，催生了奴隶主专政国家及其财富和闲暇带来的光辉灿烂上古文明。　奴隶一无所有，遑论人身权利。从中外历史文献包括甲骨文和殷墟考古发掘资料可见，奴隶像牛马般被成群赶往田间，在鞭策监督下像牛马般劳动，不劳动时同样像牛马一样关在窖穴里。奴隶主可以任意买卖、杀害奴隶，不把他们当人。奴隶社会有了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等分工，奴隶主会发现并利用奴隶中的人才，如能工巧匠甚至艺术大师等，以满足其乐生的需要，但这些人才仍是畜生般的奴隶。奴隶的私心动力遭阉割、扼杀，其灵性创造能力几无顺畅发挥的条件，因此不可能指望个性极度压抑的奴隶劳动保有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势头。　奴隶制国家经历了一段上升发展以後，国势尽可拓张，也居然留下了金字塔那样劳民伤财，令人遐思无限的旷世奇观，但囿於上述“两心失衡”的局限性，终要逐渐陷入了消极、滞进，难有进步，以至社会矛盾激化，恶性发散状态。　对照上文三大要素，周胜商败，正是商朝奴隶制末期暴政肆虐惶惶乱世，人心思变之际顺应“激发时机”的发展结果。　对照上文三大要素，可证周朝隆兴是“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无形推手的非常杰作。　殷商信奉“崇天神学”，以王权世袭为“有命在天”，事无大小，都由卜巫问“上帝”决定。随著殷纣覆亡，这种无稽的自封　“天命”合法性破了产。《诗．大雅．文王》称“天命靡常”，《诗经》变风、变雅中有各种“恨天”、“怨天”、“骂天”的篇章。《尚书》直说“天不可信”，《尚书．泰誓》把天命的涵义讲得很明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天命自有准则，天意来自民意，民意就是天意，把天命同民意直接等同起来了；因此要“若保赤子，惟民其康”、“欲至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著名政治改革家周公旦带头提倡“师保万民”，指明“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文王受命。”　新兴的周王朝以统治者在人世间合乎民心的卓越表现为保有天命的根据，提出了“敬德保民”和“以德配天”的执政理念，体现了一种领悟天理，但不依赖天助，相信事在人为，由神灵的“天道”转到现实的“人道”，由“人本”而“民本”的理性的信天观。这种新观念构成了国家政治经济领域重大决策和处理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关系的指导思想，是为当时历史条件下“心态文化”　两心调谐化的卓越成就。　《召诰》中指出夏、殷所以灭亡，其原因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之所以能灭殷，原因在文王懿德。　德者，道德也，常指克服自私，弘扬爱心（公心），推己及人，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用在政治上，借过夏禹的话说，便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必要落实到“保惠庶民”，“怀保小民”，“克明享民”“咸和万民”这个民字之上。说得透彻点，“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命合法性唯以德政为证，德政就是为老百姓谋实惠，舍此无以赢得民心拥戴，以建立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　文武周公主持开创的西周特色政治文明，突出强调“以德配天”，衍生了敬德、明德、容德、怀德、承德、秉德、率德、用德、奉德、昭德、慎德、敏德、成德、好德、勤德、显德、崇德等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德字号名目；“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也，把“天人合一”、“事在人为”的德治思想发挥到了空前极致。周朝隆兴，遵循这种天命同民意等同起来的民本思想为指导，贯彻以保民、惠民、享民、康民为内容的德治，解放了商朝奴隶主残酷占有的奴隶，改行封建领主所有制；实行公私兼顾的“井田制”，原来视同牲畜的奴隶转化成了具有一定自主人格的半自由农奴或自由农民，变“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为“同心同德”的和谐化新局面，极大地调动了整个社会谋求创造革新发展进步的积极性。　其时，事关民生的“百工之事”，被提到了“皆圣人之作也”的高度（《周书．冬官考工》），用现代语言来说，可见当时十分重视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冶金业的突破导致从青铜向铁器时期转型，乃有以“恶金”即铁作农具，“铸、夷、斤……，试诸壤土”（《周语．齐语》）。自此农民的生产工具越来越进步齐全，所谓：“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锥……，然後成为农也。”由于人的生产积极性与工具改进相辅相成，大大促进了生产技术飞跃发展。　周初近六十年间，历史上叫做“成康之治”，相传天下安定，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该期间政治有序，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经济繁荣，文物典盛，甚至出现了商业化和城市化势头，造就了後人津津乐道的西周前期“小康”好光景。　对照上文三大要素，可见西周初期和谐好景还得益于某种具有短暂时效的非体制性　“权力制衡”因素。　周本是陕西、甘肃地区的一个弱小民族，自称“小邦周”。周文王谦虚谨慎，忍辱负重，行善积德，树立典范，提高威望，努力团结周边其他邦族。武王大会孟津动员伐纣时，自称“小子”，宣告“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声言“夙夜祗惧”，但“敢只承上帝”，“恭天成命”，号召盟众“奉予一人，恭行天罚”　，信誓旦旦保证“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其时“不期而会盟者八百诸侯”。　周人以西鄙小邦，成功地发动了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革命战争。克商后入主中原，周族人数不占优势，面对包括不同民族的大小各邦社会势力，深知必须恪守对天发誓的承诺，确保政治信誉，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巩固自己的新生政权。　今日中国执政党一再严厉警告党人腐化导致“亡党”、“亡国”的危险，其实《尚书》早就记载着商汤对政权接班人发出非常相似的谆谆告诫：勿犯“巫风、淫风、乱风”等“三风十愆”错误，以致走上人民的对立面，否则，当官的“家必丧”，为君者“国必亡”。周初在建政分封的同时，贤相周公将德政原则制度化，不厌其详修订礼法规范，“耳提面命”般要求幼主务必吸取历史教训，懂得自我监督等大道理（《尚书.无逸》），可谓“栗栗危惧，若将陨深渊”。　武王克商后二年即去世。小邦入主，天下初定，继承人成王少弱登位，贤相周公摄政，这样的特定起步背景，加之殷纣权力腐化终遭天谴的惨重教训还在眼前，西周虽然没有建立任何“权力制衡”体制，但初期三代在特定的内外压力和自我感悟下，强烈要求切记“弗克庸德，慢神虐民”，通过谨遵天命的道义名义制约王权，大体上起到了一种不是“权力制衡”，但类似“权力制衡”　的作用，成为周初社会和谐化的重要保障。　西周的天命观大有进步，“敬德保民”指导思想陈义极高，可惜这种“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基本上局限于执政理念范畴，没有来得及形成一种上下呼应的社会性强固信仰体系，“头重脚轻根底浅”，只能在大乱大难之後、政权草创伊始、脚跟未稳的特定环境条件下，“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产生短暂的“作善”效应，更不足以及时催生不可逆转的实质性“权力制衡”体制。一旦地位巩固，握有绝对权力的执政者及其既得利益统治集团出于强劲的自私“原罪”冲动，就会沿着腐化堕落的不归路迅跑起来。　由于没有真性“权力制衡”这个守护神登场，在无制衡的统治者面前，信誓旦旦的自我监督，到头来难免只落得一块任凭涂抹弃舍的遮羞布罢了，结果还是摆脱不了前朝覆辙的宿命。　和谐小康好景不常，盛世头尾充其量不过六十一甲子，第三代康王时已达强弩之末，从其子昭王下数，“王道”每况愈下，几乎一代不如一代，到幽王时，政治腐败不堪，中亚蛮族攻击无已，烽火台特大丑闻後未久，首都镐城陷於犬戎，被迫向东迁都洛阳，中央王权急竭衰落，是为东周。中国历史进入了“诸侯恣行”、“政由强国”、“礼崩乐坏”、“天下无道”、“民不堪命”的春秋战国时期。　《尚书》生动地记录了中国早期政治家在无制衡条件下竭力克服权力腐化的努力及其失败的无奈。他们忧心忡忡，殚精竭虑，千方百计，战战兢兢，跃然纸上，至今令人动容。後世历朝有见识的政治家们也为此大题目绞尽脑汁。可是他们从未触及“权力制衡”这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