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传播
谈、参与观察、符号学、心理分析等方法。?
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量化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持中立超然的态度不适合性别研究的需要,相反,“不是通过统计程序或其他量化方法得到结果”的质化研究需要研究者积极地高度涉入,才是性别研究所要求的方法。研究者如果对于女性在传播中身份不平等的现实无动于衷,那么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与研究对象的平等。质化方法针对的是人们日常阐释活动和有意义的实践行动,探讨人们赋予自己行为的意义、这些意义怎样指导他们行动等等,研究者要重建这些意义并理解意义背后的过程,而性别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传播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里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歧视,揭示女性身处的困境,昭示提高女性地位、赋予女性自主权之道,所以它珍视女性独特的经验和想法。女性在传播中处于“弱者”地位的现实使得女性少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大规模的量化调查会用简单的数据抹杀数据背后女性微弱但丰富的意见,所以,对传播进行性别研究就要倾听、纪录女性的声音,她们的痛苦和体验,质化方法正适合这种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
“性别与传播(第4页)”研究对质化方法的强调暗合了批判性传播研究对传统功能实证主义研究量化方法取向的批评。传播批判研究目的在于提出问题并促使人们反思、抵制占支配地位的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力量,因此它毫不回避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态度,而且大量数据只能说明传播现实中的趋势和潮流,至于数据背后的意义,则有赖于深入的解释和分析。比如研究报纸上关于女性运动的报道,按关键字统计出现的条数和比例固然有价值,但如果深入分析报纸的立场观点、消息来源与媒介的互动、话语的交织中如何体现父权意识形态的操纵和压迫,则非深度访谈、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方法不可。传播中的性别研究正是运用质化方法来揭示权力无所不在的运作和压迫,从而实现对传统研究的挑战。?
性别与传播(第4页)
2.性别意识与性别视角?
“性别与传播(第4页)”研究从女性主义以及女性的经验为出发点,所提出的问题与主流研究完全不同,可帮助我们产生不同而丰富的知识。忽略性别问题的媒介研究结果在女性主义者那里受到了挑战:它们把男性的经验当成是普遍有效的,忽视了女性的特定经验,这个结论能用到女性身上吗??
《人际影响》(1955)是传播学“有限效果论”中的重要研究成果,但是女性主义学者批评卡兹和拉扎斯菲尔在进行该书的有关研究时,从男权的视角把女性预先设定为家庭主妇和消费者,而忽略了女性真正的兴趣所在,所以全书的结论才会认为女性能成为购物领袖、时尚领袖和决定看哪部电影的领袖,而在公共事务方面不会成为领袖,但是事实并非研究者的结论所认为的那样,女性在西方国家是推进立法、环保运动的重要力量,性别意识的缺失使该研究忽略了女性在某些公共事务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这反映了“美国妇女是巨大的、能带来利润的消费者这一事实,她们对广告的‘说服’非常重要”(Helen Baehr,1980:144)。?
文化研究者们曾经认为肥皂剧、流行音乐、罗曼蒂克小说的兴起和流行是父权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剥削,是对女性自主权的挑战、歪曲和贬低,但是对女性受众的研究发现,各种媒介形式对女性都是有意义的,女性可以从中得到非性别意识的愉悦,甚至发展出性别独立的意识,女性受众接收媒介也是一个“争夺文化霸权”的斗争过程。所以,性别视角为传播研究注入了新的思考角度和方法,丰富了传播研究的内容和成果。?
性别问题是人类基本而又古老的问题之一,在传播研究中导入性别意识和性别视角虽然时间不长,但已经取得了丰富而有见地的成果,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传播运作各层面上表面现实背后的本质,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传播与社会之间复杂完整的关系,使我们对于传播现象及其过程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它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却又不失科学性深刻性,它提出的问题是独特而又富挑战性的。
参考文献:
(1)冯媛(1998)《他者的话语》,北京:《方法》,1998年第7期,页37。?
(2)翁秀琪(1994)《我国妇女运动的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台北:《新闻学论集》,第48集,页193-236。?
(3)Ang,I.(1985) Watching Dallas: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London:Methun.?
(4)Baehr,Helen(1980)‘The impact of feminism on media studies-just another commercial break?’,in D.Spender(ed.), Men's Studies Modified:Th 《性别与传播(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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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量化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持中立超然的态度不适合性别研究的需要,相反,“不是通过统计程序或其他量化方法得到结果”的质化研究需要研究者积极地高度涉入,才是性别研究所要求的方法。研究者如果对于女性在传播中身份不平等的现实无动于衷,那么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与研究对象的平等。质化方法针对的是人们日常阐释活动和有意义的实践行动,探讨人们赋予自己行为的意义、这些意义怎样指导他们行动等等,研究者要重建这些意义并理解意义背后的过程,而性别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传播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里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歧视,揭示女性身处的困境,昭示提高女性地位、赋予女性自主权之道,所以它珍视女性独特的经验和想法。女性在传播中处于“弱者”地位的现实使得女性少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大规模的量化调查会用简单的数据抹杀数据背后女性微弱但丰富的意见,所以,对传播进行性别研究就要倾听、纪录女性的声音,她们的痛苦和体验,质化方法正适合这种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
“性别与传播(第4页)”研究对质化方法的强调暗合了批判性传播研究对传统功能实证主义研究量化方法取向的批评。传播批判研究目的在于提出问题并促使人们反思、抵制占支配地位的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力量,因此它毫不回避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态度,而且大量数据只能说明传播现实中的趋势和潮流,至于数据背后的意义,则有赖于深入的解释和分析。比如研究报纸上关于女性运动的报道,按关键字统计出现的条数和比例固然有价值,但如果深入分析报纸的立场观点、消息来源与媒介的互动、话语的交织中如何体现父权意识形态的操纵和压迫,则非深度访谈、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方法不可。传播中的性别研究正是运用质化方法来揭示权力无所不在的运作和压迫,从而实现对传统研究的挑战。?
性别与传播(第4页)
2.性别意识与性别视角?
“性别与传播(第4页)”研究从女性主义以及女性的经验为出发点,所提出的问题与主流研究完全不同,可帮助我们产生不同而丰富的知识。忽略性别问题的媒介研究结果在女性主义者那里受到了挑战:它们把男性的经验当成是普遍有效的,忽视了女性的特定经验,这个结论能用到女性身上吗??
《人际影响》(1955)是传播学“有限效果论”中的重要研究成果,但是女性主义学者批评卡兹和拉扎斯菲尔在进行该书的有关研究时,从男权的视角把女性预先设定为家庭主妇和消费者,而忽略了女性真正的兴趣所在,所以全书的结论才会认为女性能成为购物领袖、时尚领袖和决定看哪部电影的领袖,而在公共事务方面不会成为领袖,但是事实并非研究者的结论所认为的那样,女性在西方国家是推进立法、环保运动的重要力量,性别意识的缺失使该研究忽略了女性在某些公共事务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这反映了“美国妇女是巨大的、能带来利润的消费者这一事实,她们对广告的‘说服’非常重要”(Helen Baehr,1980:144)。?
文化研究者们曾经认为肥皂剧、流行音乐、罗曼蒂克小说的兴起和流行是父权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剥削,是对女性自主权的挑战、歪曲和贬低,但是对女性受众的研究发现,各种媒介形式对女性都是有意义的,女性可以从中得到非性别意识的愉悦,甚至发展出性别独立的意识,女性受众接收媒介也是一个“争夺文化霸权”的斗争过程。所以,性别视角为传播研究注入了新的思考角度和方法,丰富了传播研究的内容和成果。?
性别问题是人类基本而又古老的问题之一,在传播研究中导入性别意识和性别视角虽然时间不长,但已经取得了丰富而有见地的成果,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传播运作各层面上表面现实背后的本质,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传播与社会之间复杂完整的关系,使我们对于传播现象及其过程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它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却又不失科学性深刻性,它提出的问题是独特而又富挑战性的。
参考文献:
(1)冯媛(1998)《他者的话语》,北京:《方法》,1998年第7期,页37。?
(2)翁秀琪(1994)《我国妇女运动的媒介真实与“社会真实”》,台北:《新闻学论集》,第48集,页193-236。?
(3)Ang,I.(1985) Watching Dallas: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London:Methun.?
(4)Baehr,Helen(1980)‘The impact of feminism on media studies-just another commercial break?’,in D.Spender(ed.), Men's Studies Modified:Th 《性别与传播(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