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诗论》“情趣”说研究（上）
异的主要因素是人物变化多端的心境。不要说不同的对象，就是面对同一个对象，人们也会产生异样的甚至相反的感受和情趣。欧阳修有一首写元夕的词：“去年元夜时，街市灯如昼，月上柳稍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一样的节日，一样的景象，只因为词中的主人公经历了生活的变故，曾经心爱的人已经离开了自己，正是这种不同的心境中的情趣差异改变了外在的世界。面对同一个作品，不同的批评者持不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和各自情趣的差异密切相关。这一点我将在第四节中加以展开。其次，情趣的差异还体现在时空方面。用朱光潜的话说就是“文学本来一国有一国的特殊的趣味，一时有一时的特殊的风尚”，这种差异其实是一种该区域和时代里群体差异的综合体现。
由此可见，“情趣”说用具体的文本体现了艺术的本质，并把诗人的创作和读者的接受沟通了起来，是一个包容文学活动各阶段和各层面的独具特色的新概念。
三、“情趣”两种：谐趣与禅趣（静趣）
“情趣”是一个适用范围很广的概念。朱光潜认为它集中体现在恋爱方面：“性欲是最强的本能，带有最丰富的情趣，民歌多以恋爱为‘母题’，也不过因为它比较有趣罢了。” 在朱光潜看来，包括恋爱在内的所有情趣是有高级低级之别的。他认为“文学本身上的最大毛病是低级趣味”。为此，他仿照章实斋的《古文十弊》写了《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态度两个方面结合实际谈了何谓文学上的低级趣味。 朱光潜心目中的高级趣味，或者说他欣赏的的情趣主要是谐趣和禅趣（对于常人来说便是静趣）。
（一）谐趣。除了《人间词话》，对《诗论》影响较大的一本中国书就是《白话文学史》 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曾谈到杜甫的谐，朱光潜显然受了胡适的影响，或者说他和胡适一样对谐有着天然的兴味，总的来看，他对谐的看重与胡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谐”就是“说笑话”，又被称为“滑稽”，是喜剧的雏形。古代社会中以“谐”为职业的人叫“优”，如汉代的东方朔、司马相如。关于谐趣，朱光潜说：“从心理学观点看，谐趣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它就是“以游戏的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 。谐趣其实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幽默，朱光潜把幽默理解为“人在跳开现实的缺陷与限制时所起的自在无碍的意识”。 合而言之，可以说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幽默意识才能发之为谐趣。
“谐”是有特定对象的，尽善尽美的人和穷凶极恶的人都不能引起谐趣，只有那些“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疾”的人才可能成为“谐”的对象。常见的有容貌的丑拙，品格的亏缺以及人事的乖讹这几种。谐有一定分寸和限度，它与讥刺是有差异的：“谐”固然都有几分讥刺的意味，而一旦讽刺性过于强烈或过于明显就不再是“谐”了。“谐”的这种模棱两可的特色，啼笑皆非的意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就谐笑者对于所嘲对象说，谐是恶意的而又不尽是恶意的；就谐趣情感本身说，它是美感的而也不尽是美感的；就谐笑者自己说，他所觉到的是快感而也不尽是快感。
朱光潜特别看重谐趣在诗中的地位，他认为：“诗人的本领就在能谐，能谐所以能在丑中见出美，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谐是人类拿来轻松紧张情境和解脱悲哀与困难的一种清泻剂。”谐的本质就是“对于命运开玩笑”，它“是一种遁逃，也是一种征服，偏于遁逃者以滑稽玩世，偏于征服者以豁达超世。” 前者便是“易为亦易欣赏”的“喜剧的诙谐”，后者便是“难为亦难欣赏”的“悲剧的诙谐”。他认为陶潜和杜甫能于悲剧中见诙谐，而刘伶和金圣叹则能从喜剧中见诙谐。朱光潜还进一步强调说：“凡诗都难免有若干谐趣”，“丝毫没有谐趣的人大概不易做诗，也不能欣赏诗。” 因此，在评论周作人《雨天的书》时他就特别推重其中的谐趣。朱光潜对谐趣的理解是灌注了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的产物。他是在谈谐趣更是在表达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不论读者是否赞同他对谐趣的这种推崇，都能由此看出他对谐趣的偏爱。
（二）禅趣与静趣。在谈到中西诗在情趣上的差异时，朱光潜认为中国诗的一个不足是“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操的淡薄”。他认为老庄只是使游仙诗人们“超世而不能超欲”，因此最终也不能走出徘徊而获得心灵的安顿。除了道家学说以外，朱光潜认为对中国诗影响较深的就是佛学了。他说：“‘禅趣’本是和尚们静坐山寺参悟佛理的趣味。”“‘禅趣’中最大的成分便是静中所得于自然的妙悟” 。朱光潜认为陶潜、谢灵运、王维和苏轼是受佛教影响最深因而是富于“禅趣”的诗人。但是他认为“佛教只扩大了中国诗的情趣的根底，并没有扩大它的哲理和根底。”因而，中国诗只能达到“幽美的境界而没有达到伟大的境界”。所以，朱光潜先生认为这是佛教对中国诗的一种有益而不完美的补偿。
禅趣的实质是静趣，或者说对于僧人来说的禅趣对于常人来说只是静趣。朱光潜先生说：“人生乐趣一半得之于活动，也还有一半得之于感受。”其实他还是倾向于感受，也就是倾向于“静趣”的人。他说：“大约在静中比较容易见出趣味”，“我所谓‘静’，便是指心界的空灵，不是指物界的沉寂。” 并认为一个人的心境越空灵越觉不到物界的沉寂和嘈杂，正如他推崇的陶潜所说的那样：“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由于朱光潜是一个欣赏静趣的人，所以他极其推重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认为该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 。清也好，冷也好，其实表现的都是一种静趣。他曾不只一次称道小林一茶的诗：“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认为这句优美的诗最能代表他所谓的静趣。
这种静趣体现在作品中往往形成一种和平静穆的风格。因而朱光潜对这类作品最为欣赏，他认为钱起的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表现的是“消逝之中有永恒”的道理，它所表现的情感不只是凄凉寂寞，而是一种得到归依的“静穆”美。朱光潜推崇古希腊的造形艺术，认为静穆是诗歌的最高境界，因此，在中国古代诗人中他最喜欢陶潜：“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为此他还遭到了鲁迅的批评：“……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 《朱光潜《诗论》“情趣”说研究（上）(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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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情趣”说用具体的文本体现了艺术的本质，并把诗人的创作和读者的接受沟通了起来，是一个包容文学活动各阶段和各层面的独具特色的新概念。
三、“情趣”两种：谐趣与禅趣（静趣）
“情趣”是一个适用范围很广的概念。朱光潜认为它集中体现在恋爱方面：“性欲是最强的本能，带有最丰富的情趣，民歌多以恋爱为‘母题’，也不过因为它比较有趣罢了。” 在朱光潜看来，包括恋爱在内的所有情趣是有高级低级之别的。他认为“文学本身上的最大毛病是低级趣味”。为此，他仿照章实斋的《古文十弊》写了《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态度两个方面结合实际谈了何谓文学上的低级趣味。 朱光潜心目中的高级趣味，或者说他欣赏的的情趣主要是谐趣和禅趣（对于常人来说便是静趣）。
（一）谐趣。除了《人间词话》，对《诗论》影响较大的一本中国书就是《白话文学史》 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曾谈到杜甫的谐，朱光潜显然受了胡适的影响，或者说他和胡适一样对谐有着天然的兴味，总的来看，他对谐的看重与胡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谐”就是“说笑话”，又被称为“滑稽”，是喜剧的雏形。古代社会中以“谐”为职业的人叫“优”，如汉代的东方朔、司马相如。关于谐趣，朱光潜说：“从心理学观点看，谐趣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它就是“以游戏的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 。谐趣其实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幽默，朱光潜把幽默理解为“人在跳开现实的缺陷与限制时所起的自在无碍的意识”。 合而言之，可以说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幽默意识才能发之为谐趣。
“谐”是有特定对象的，尽善尽美的人和穷凶极恶的人都不能引起谐趣，只有那些“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疾”的人才可能成为“谐”的对象。常见的有容貌的丑拙，品格的亏缺以及人事的乖讹这几种。谐有一定分寸和限度，它与讥刺是有差异的：“谐”固然都有几分讥刺的意味，而一旦讽刺性过于强烈或过于明显就不再是“谐”了。“谐”的这种模棱两可的特色，啼笑皆非的意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就谐笑者对于所嘲对象说，谐是恶意的而又不尽是恶意的；就谐趣情感本身说，它是美感的而也不尽是美感的；就谐笑者自己说，他所觉到的是快感而也不尽是快感。
朱光潜特别看重谐趣在诗中的地位，他认为：“诗人的本领就在能谐，能谐所以能在丑中见出美，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谐是人类拿来轻松紧张情境和解脱悲哀与困难的一种清泻剂。”谐的本质就是“对于命运开玩笑”，它“是一种遁逃，也是一种征服，偏于遁逃者以滑稽玩世，偏于征服者以豁达超世。” 前者便是“易为亦易欣赏”的“喜剧的诙谐”，后者便是“难为亦难欣赏”的“悲剧的诙谐”。他认为陶潜和杜甫能于悲剧中见诙谐，而刘伶和金圣叹则能从喜剧中见诙谐。朱光潜还进一步强调说：“凡诗都难免有若干谐趣”，“丝毫没有谐趣的人大概不易做诗，也不能欣赏诗。” 因此，在评论周作人《雨天的书》时他就特别推重其中的谐趣。朱光潜对谐趣的理解是灌注了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的产物。他是在谈谐趣更是在表达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不论读者是否赞同他对谐趣的这种推崇，都能由此看出他对谐趣的偏爱。
（二）禅趣与静趣。在谈到中西诗在情趣上的差异时，朱光潜认为中国诗的一个不足是“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操的淡薄”。他认为老庄只是使游仙诗人们“超世而不能超欲”，因此最终也不能走出徘徊而获得心灵的安顿。除了道家学说以外，朱光潜认为对中国诗影响较深的就是佛学了。他说：“‘禅趣’本是和尚们静坐山寺参悟佛理的趣味。”“‘禅趣’中最大的成分便是静中所得于自然的妙悟” 。朱光潜认为陶潜、谢灵运、王维和苏轼是受佛教影响最深因而是富于“禅趣”的诗人。但是他认为“佛教只扩大了中国诗的情趣的根底，并没有扩大它的哲理和根底。”因而，中国诗只能达到“幽美的境界而没有达到伟大的境界”。所以，朱光潜先生认为这是佛教对中国诗的一种有益而不完美的补偿。
禅趣的实质是静趣，或者说对于僧人来说的禅趣对于常人来说只是静趣。朱光潜先生说：“人生乐趣一半得之于活动，也还有一半得之于感受。”其实他还是倾向于感受，也就是倾向于“静趣”的人。他说：“大约在静中比较容易见出趣味”，“我所谓‘静’，便是指心界的空灵，不是指物界的沉寂。” 并认为一个人的心境越空灵越觉不到物界的沉寂和嘈杂，正如他推崇的陶潜所说的那样：“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由于朱光潜是一个欣赏静趣的人，所以他极其推重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认为该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 。清也好，冷也好，其实表现的都是一种静趣。他曾不只一次称道小林一茶的诗：“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认为这句优美的诗最能代表他所谓的静趣。
这种静趣体现在作品中往往形成一种和平静穆的风格。因而朱光潜对这类作品最为欣赏，他认为钱起的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表现的是“消逝之中有永恒”的道理，它所表现的情感不只是凄凉寂寞，而是一种得到归依的“静穆”美。朱光潜推崇古希腊的造形艺术，认为静穆是诗歌的最高境界，因此，在中国古代诗人中他最喜欢陶潜：“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为此他还遭到了鲁迅的批评：“……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 《朱光潜《诗论》“情趣”说研究（上）(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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