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诗论》“情趣”说研究（上）
; 朱光潜把王国维的“境界”说发展成为“情趣”说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外在因素来看，我觉得主要是由于王国维的“境界”说已经达到了圆满自足的颠峰地位，以及朱光潜本人在融合中西文论时呈现出明显的后来居上倾向，同时也出于朱光潜寻求阐释力更强的批评标准的努力。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内因——朱光潜的趣味主义人生。
一、从“境界”说到“情趣”说的外在原因
朱光潜把“境界”说发展为“情趣”说的首要一个原因是“境界”说已经达到了圆满自足的颠峰地位。中国诗人从魏晋时代就注意到情和景这两大诗歌元素，陆机提出了“诗缘情”的新观念。在曹操的《观沧海》和阮籍的《咏怀》中，山水风景成为诗人书写寄怀的对象，之后陶潜和谢灵运分别开创了田园和山水两大诗派。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明清时期的谢榛和王夫之等人对情景二元素及其相互关系做过精辟的论述和全面的总结，如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则进一步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又说：“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王夫之的观点已不仅是情景交融而且达到了哀乐一体悲乐相生的地步。王国维则把情景二元素总括于其体系中，并以“境界”说这个概念涵盖前人登临绝顶。后人再谈情景往往是重复已很难超越了，因而要想取得发展就得转换思路。 这是朱光潜把“境界”说情趣化的潜在原因。
其次，朱光潜“情趣”说的形成是他在融合中西文论时呈现出明显的后来居上倾向的结果。和前辈王国维相比，朱光潜西化的程度要深刻持久得多。从1918年转入香港大学后，他开始学习英国语言和文学。1925年，他考取安徽官费留学西欧，八年间先后在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巴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直到1933年才回国。从香港大学的语言和知识积累到长达八年的西方留学经历使他最终以英文写出了其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ragedy）。此后他又掌握了法德俄三种文字，翻译了大量西方美学著作。从著作来看，他的《变态心理学》《悲剧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基本上都是介绍西学的著作，而后期的《诗论》则标志着朱光潜的学术转向了中国，表明了他参照西学建设中国文论的抱负和努力。“用西方诗论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的意旨其实是为了改变中国诗学不发达的现状，达到构建一套中国的现代文论体系的目的。在构建本国现代形态的文论体系的过程中，他大量接鉴并运用了西方文论的最新成果：康德、黑格尔、克罗齐、尼采等等。朱光潜正是借助这些理论给中国的现代文论体系搭出了一个框架，同时把中国古典文论中那些闪光的零件熔铸于其中。《诗论》从整体上明显地表现出以西学融会中学的倾向。与此相应的是，康德和克罗齐等人所谈的趣味也被融入中国诗话中的感情之中，从而促成了“情趣”说的产生。
“情趣”说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朱光潜出于对阐释力更强的批评标准的寻求。近代西方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和渗透日渐增强。奥地利诗人里尔克（1875——1926）根据前人的创作和理论提出了诗是经验的观点：“……诗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感情（说到感情，以前够多了），而是经验。” 新康德主义的经验观念从此进入诗歌领域，并促使诗歌产生了转向。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略特（1888——1965）推进了里尔克的这种观念，他说：“诗既非情绪，又非回忆，也非（如果去曲解其意义的话）宁静。诗是很多很多经验的集中，由于这种集中而形成一件新东西……” 诗的经验观刷新了人们对诗的认识，在西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波及中国，出现了卞之琳这样的沉思型诗人，四十年代的九叶派则推进了这种表达经验和沉思的智性化诗歌。面对这种诗歌，那种传统的感情批评无疑是力不从心的，因为这种诗表达的是经验。经验当然离不开感情，而且恰恰就浸透在感情之中，然而，经验毕竟从感情的背景上凸显了出来。那么，如何衡定经验的价值效用呢？这就需要用趣味作为标准。这样，融汇感情趣味于一身的“情趣”这个具有更强阐释力的概念经过洗心革面而粉墨登场了。“情趣”的运用表明了朱光潜适应创作转型及时调整批评观念的创造力，也体现了他对诗歌创作倾向的敏锐洞察力。
二、朱光潜的趣味主义人生
朱光潜生平最景仰的两个人一个是古代的陶潜，一个是和他只有一面之缘的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圆寂前的遗墨是“悲欣交集”，而朱光潜把自己的室名命名为欣慨室 颇多一致之处。1980年，朱光潜著文纪念弘一法师时说：“我自己在少年时代曾提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个理想的形成当然不止一个原因，弘一法师替我写的《华严经》偈对我也是一种启发。” “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体现的是一种儒道互补的人生，正是出世精神的超脱和入世事业的执着使人的一生充满了欣慨。朱光潜最早探讨超脱问题是在1923年写的《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他实际上提出了三条超脱途径，一是宗教一是美术一是童心。 朱光潜虽然曾潜心读经，却一直不曾皈依宗教，而是终其一生与诗为侣。因而，在1924年写的《无言之美》中他就这样说：“我们处世有两种态度，人力所能做到的时候，我们竭力征服现实。人力莫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就要暂时超脱现实，储蓄精力待将来再向他方面征服现实。超脱到那里去呢？超脱到理想界去。” 理想界是什么呢，就是情趣和意象融合的文艺世界。
朱光潜晚年给他的《悲剧心理学》中译本作序时（1982年），回顾并清理他一生的思想来源，说了一番很有自知之明的话：“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的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在我心灵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这是十分切实的自我评价。朱光潜在他的著作里反复谈过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这两种精神“一静一动，一冷一热，一旁观，一表演”，铸成了他一生的行为模式：“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起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面，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 在阿波罗和狄俄倪索斯之间，朱光潜是倾向于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 《朱光潜《诗论》“情趣”说研究（上）(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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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境界”说到“情趣”说的外在原因
朱光潜把“境界”说发展为“情趣”说的首要一个原因是“境界”说已经达到了圆满自足的颠峰地位。中国诗人从魏晋时代就注意到情和景这两大诗歌元素，陆机提出了“诗缘情”的新观念。在曹操的《观沧海》和阮籍的《咏怀》中，山水风景成为诗人书写寄怀的对象，之后陶潜和谢灵运分别开创了田园和山水两大诗派。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明清时期的谢榛和王夫之等人对情景二元素及其相互关系做过精辟的论述和全面的总结，如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则进一步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又说：“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王夫之的观点已不仅是情景交融而且达到了哀乐一体悲乐相生的地步。王国维则把情景二元素总括于其体系中，并以“境界”说这个概念涵盖前人登临绝顶。后人再谈情景往往是重复已很难超越了，因而要想取得发展就得转换思路。 这是朱光潜把“境界”说情趣化的潜在原因。
其次，朱光潜“情趣”说的形成是他在融合中西文论时呈现出明显的后来居上倾向的结果。和前辈王国维相比，朱光潜西化的程度要深刻持久得多。从1918年转入香港大学后，他开始学习英国语言和文学。1925年，他考取安徽官费留学西欧，八年间先后在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巴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直到1933年才回国。从香港大学的语言和知识积累到长达八年的西方留学经历使他最终以英文写出了其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ragedy）。此后他又掌握了法德俄三种文字，翻译了大量西方美学著作。从著作来看，他的《变态心理学》《悲剧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基本上都是介绍西学的著作，而后期的《诗论》则标志着朱光潜的学术转向了中国，表明了他参照西学建设中国文论的抱负和努力。“用西方诗论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的意旨其实是为了改变中国诗学不发达的现状，达到构建一套中国的现代文论体系的目的。在构建本国现代形态的文论体系的过程中，他大量接鉴并运用了西方文论的最新成果：康德、黑格尔、克罗齐、尼采等等。朱光潜正是借助这些理论给中国的现代文论体系搭出了一个框架，同时把中国古典文论中那些闪光的零件熔铸于其中。《诗论》从整体上明显地表现出以西学融会中学的倾向。与此相应的是，康德和克罗齐等人所谈的趣味也被融入中国诗话中的感情之中，从而促成了“情趣”说的产生。
“情趣”说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朱光潜出于对阐释力更强的批评标准的寻求。近代西方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和渗透日渐增强。奥地利诗人里尔克（1875——1926）根据前人的创作和理论提出了诗是经验的观点：“……诗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感情（说到感情，以前够多了），而是经验。” 新康德主义的经验观念从此进入诗歌领域，并促使诗歌产生了转向。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略特（1888——1965）推进了里尔克的这种观念，他说：“诗既非情绪，又非回忆，也非（如果去曲解其意义的话）宁静。诗是很多很多经验的集中，由于这种集中而形成一件新东西……” 诗的经验观刷新了人们对诗的认识，在西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波及中国，出现了卞之琳这样的沉思型诗人，四十年代的九叶派则推进了这种表达经验和沉思的智性化诗歌。面对这种诗歌，那种传统的感情批评无疑是力不从心的，因为这种诗表达的是经验。经验当然离不开感情，而且恰恰就浸透在感情之中，然而，经验毕竟从感情的背景上凸显了出来。那么，如何衡定经验的价值效用呢？这就需要用趣味作为标准。这样，融汇感情趣味于一身的“情趣”这个具有更强阐释力的概念经过洗心革面而粉墨登场了。“情趣”的运用表明了朱光潜适应创作转型及时调整批评观念的创造力，也体现了他对诗歌创作倾向的敏锐洞察力。
二、朱光潜的趣味主义人生
朱光潜生平最景仰的两个人一个是古代的陶潜，一个是和他只有一面之缘的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圆寂前的遗墨是“悲欣交集”，而朱光潜把自己的室名命名为欣慨室 颇多一致之处。1980年，朱光潜著文纪念弘一法师时说：“我自己在少年时代曾提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个理想的形成当然不止一个原因，弘一法师替我写的《华严经》偈对我也是一种启发。” “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体现的是一种儒道互补的人生，正是出世精神的超脱和入世事业的执着使人的一生充满了欣慨。朱光潜最早探讨超脱问题是在1923年写的《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他实际上提出了三条超脱途径，一是宗教一是美术一是童心。 朱光潜虽然曾潜心读经，却一直不曾皈依宗教，而是终其一生与诗为侣。因而，在1924年写的《无言之美》中他就这样说：“我们处世有两种态度，人力所能做到的时候，我们竭力征服现实。人力莫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就要暂时超脱现实，储蓄精力待将来再向他方面征服现实。超脱到那里去呢？超脱到理想界去。” 理想界是什么呢，就是情趣和意象融合的文艺世界。
朱光潜晚年给他的《悲剧心理学》中译本作序时（1982年），回顾并清理他一生的思想来源，说了一番很有自知之明的话：“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的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在我心灵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这是十分切实的自我评价。朱光潜在他的著作里反复谈过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这两种精神“一静一动，一冷一热，一旁观，一表演”，铸成了他一生的行为模式：“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起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面，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 在阿波罗和狄俄倪索斯之间，朱光潜是倾向于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 《朱光潜《诗论》“情趣”说研究（上）(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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