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诗论》“情趣”说研究（上）

他说：“我本是世界大舞台里的一个演员，却站在台下旁观喝采。遇着真正的曹操，我也只把他当作扮演曹操的角色看待，是非善恶都不成问题，嗔喜毁誉也大可不必，只觉得他有趣而已。” “是非善恶对我都无意义，我只觉得对着这些纷纭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件件都很有趣味。……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 这种趣味主义观念使朱光潜的人生无处不充满了趣味，他对文艺非功利性的内心期许和对文艺道德性的轻松戏噱由此可见一斑。
         
     解放前夕，朱光潜写了《看戏与演戏》（1947年），把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推演到哲学的深度。关于儒道，他说：“就大体说，儒家能看戏而却偏重演戏，道家根本藐视演戏，会看戏而却也不明白地把看戏当作人生理想。”对于叔本华和尼采哲学，他认为叔本华的哲学就是“人生的苦恼起于演，人生解脱在看”；尼采的“日神是观照的象征，酒神是行动的象征”。而容格所说的“内倾者生来爱看戏，外倾者生来爱演戏”。这样，朱光潜把中外哲学都整合到他的看戏和演戏理论中了。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文艺创作中，朱光潜都倾向于看却并不轻视演。在赞同斯蒂文森《步行》中的思想：“我们很能了解斯蒂文森的聪明的打算，而且心悦诚服地随他站在一条线上——我们这批袖手旁观的人们。” 与此相应的是，他认为在文艺创作中“观照（这其实就是想象，也就是直觉）是文艺的灵魂”，因而，文艺活动是酒神精神沉没于日神精神，是行动投影于观照，“日神酒神融合说仍以看为归宿”。
         
     那么，朱光潜这种旁观者的趣味主义人生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学文艺的甘苦》中他揭示了答案，他说他的冷静比不是来自科学的训练，而是从文艺得来的，因而朱光潜把它称为文艺的观世法：“凡是不能持冷静的客观的态度的人，毛病都在把‘我’看得太大。他们从‘我’这一副着色的望远镜里看世界，一切事物于是都失去它们本来的面目。所谓冷静的客观的态度，就是丢开这副望远镜，让‘我’跳到圈子以外，不当作世界里有‘我’而去看世界，还是把‘我’与类似‘我’的一切东西同样看待。这是文艺的观世法。” 这种文艺的观世法使趣味主义贯穿了他的一生。尽管在解放后和文革时期他也受过批判和斗争，但是他始终不悲观，而是超然达观的看待一切。据耿鉴庭回忆：“在挨斗的四人中，翦伯赞、冯定、冯友兰三教授都怒形于色，朱光潜先生则显出生死置之度外的从容神态。” 而季羡林先生则感叹“在那种阴森的生活环境中，他居然还在锻炼身体” ，这些表现就象他说过的那句话：“我无论站在前台或站在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殃咎，都是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惊赞。” 其实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趣味主义人生的典型体现。
         
     正是这种前后一贯的趣味主义人生观内在地改变了王国维的“境界”说，促使他在王国维以来的感情元素的基础上融合了趣味这种新元素，并从根本上形成了体现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趣味人生观的“情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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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诗论》“情趣”说研究（上）(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