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走向：反省中国改革之路

问题、医疗保险问题、农民工待遇问题。一个有意思的想象是：聚集在城里的学者、要员、热心的民众大声呼吁这些问题，甚至有些地方政府还出台了农民工综合保险的办法。可真正来自农村的代表要么对此不做声，要么谈的就是自己所在区域如何发展的问题（“两会”情况）。中国的城镇与农村一直以来遵循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规则，统属两个不同的范畴，是典型的“二元结构”。这种结构的本质就是农村尚未商品经济化。土地到户不可能资本化，农村公用设施的资金来源、建造过程也没有商品化，农产品基本上没有商品化销售，或者说没有有效的商品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什么是“国民待遇”。进城的农民工如果也要办理失业、养老保险，那么城市下岗工人是否也可以要求分配一块农田。眼光不从地下看，一味的强调“不断改革论”是有害的。

“三农”问题确实很重要，但我们应该认真听听农民们的切实要求，从农村实际来研究解决之道。很明显，“二元结构”不是我们想变就变的，它的消失应是完成自己使命后的自然结果，我们只能促进这个过程，而不能断然认定它就是不合理的。 《时代的走向：反省中国改革之路(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