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经並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
四
为证明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说为汉人的虚构，池田知久还从《要》篇“《尚书》多?矣，《周易》未失也”一句进行论证。池田知久认为“《周易》这个名称，在《春秋左传》里出现过十例，《国语》中一例，《周礼》两例，但除此之外在西汉初期的所有文献中，皆只单称为‘易’而不说‘周易’”。他认为《春秋左传》、《国语》、《周礼》的记载不可信，因此“最早使用‘周易’这一名称而历来认为可靠的文献是西汉武帝期的《史记》”，“周易”这一名称是西汉初期人根据“文王演易”说创造出来的。帛书《要》篇有“周易”之称，说明它只能是汉初的作品。[32]这一论证，虽然基於日本许多有影响的汉学家之说，但是不客气地说，这些观点今天早已被证伪了。《春秋左传》、《国语》是先秦文献，这在今天中国的先秦史和先秦考古界已成共识。《春秋左传》、《国语》、《周礼》已多见《周易》之称，还要以此来证明帛书《要》篇晚出，这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池田知久以为“‘尚书’在先秦时代单称为‘书’，只是到西汉初期才开始由伏生或者其弟子欧阳生使用这一名称。因此，使用‘尚书’这一名称的《要》篇的成书年代，就不得不认为是西汉时期”。[33]王葆玹认为伏生“‘故为秦博士’（《史记·儒林列传》），则杜撰《尚书》名称之举，定是秦代的事了”，“帛书《要》篇提及《尚书》，绝不妨碍我们将它判定为秦代的作品”。[34]案王葆玹以秦代即有《尚书》名称为是，但以《尚书》名称为伏生杜撰则非。《尚书》之称当起於先秦，如郑玄《书赞》即云：
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35]
其说人虽不信，但与帛书《要》篇记载孔子称《尚书》说可印证。《尚书》之名起於伏生为旧题孔安国《尚书序》之说，[36]起於欧阳生为刘歆说.[37]他们的年代都晚于帛书《要》篇的抄写年代，更不要说帛书《要》篇的写成年代。我们怎能不信帛书《要》篇的记载而信後起的《尚书序》和刘歆说而呢？因此，以《尚书》之名来定帛书《要》篇成书於汉初根本就是错误的。
王葆玹为了证成其帛书《要》篇成书於秦焚书以後，不惜曲解帛书《要》篇的“《尚书》多?矣”说。他说：
“《尚书》多勿矣”的“勿”字，是依据池田知久先生所整理的释文，国内发表的释文中此字或写为“於”。应当作“勿”还是“於”，尚无法论定，但“勿”、“於”两字的意义在这里十分接近。“勿”通“物”，“物”有“无”、“没”之义，古书所谓“物故”即是就此而言。“勿”、“物”两字又与“歾”通用，而“歾”是“殁”的異体字。《要》之原文若是“《尚书》多勿”，便意味着《尚书》各篇多已淹没或佚失。“於”通“閼”，《吕氏春秋·古乐篇》高诱注说：“閼，读曰遏止之遏。”《要》之原文若是“《尚书》多於”，便意味着《尚书》在当时已遭到禁止。看来，《要》之原文不论是“勿”还是“於”，原意都是说《尚书》的多数篇章已不存在。这不正是秦代焚书时的情况麽？[38]
“《尚书》多?矣”之“?”字，笔者原作“於”,以为是“閼”的借字，[39]当作“閼塞不通”解。[40]而池田知久则将其隶定为“勿”，以为是“物”字之借。[41]两说本来截然不同，王葆玹却说“《要》之原文不论是‘勿’还是‘於’，原意都是说《尚书》的多数篇章已不存在”。实在难以信从。案此字与帛书《要》“用倚於人”、“不问於古法”之“於”比较，显为“於”字之右半。而帛书《要》“万勿润”、“不可以万勿尽称也”之“勿”字，写法显然与此不同。所以，此字当为“?”无疑。而“?”为“於”之省文. 由于印刷求便，笔者的释文“?”都写作了“於”。“於”当通“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垂条扶於。”[42]《汉书·司马相如传》、《文选·上林赋》“於”皆作“疏”。[43]《老子》第七十三章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44]故下文云“《周易》未失”与此“《尚书》多?（疏）”相对。
帛书《要》篇所载孔子“《尚书》多?（疏）”说並非孤证，《礼记·经解》就有相近的说法：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
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45]
孔颖达疏：
“疏通知远，《书》教也”者，《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远”也。……“《书》之失诬”者，《书》广知久远，若不节制，则失在於诬。[46]
孔颖达说“《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实际是以简略释“疏通”。《尚书》纪事简略，以此“广知久远”，就会有“失之於诬”的危险。帛书《要》篇的“夫子”就是《礼记·经解》的“孔子”，故帛书《要》篇所载“夫子”“《尚书》多?（疏）也”说与《礼记·经解》的“孔子”“疏通知远，《书》教也”说是相通的。由此看来，“《尚书》多?（疏）也”当指《尚书》记事过於简略，多有疏漏之处。而《论语·八佾》篇就有记载：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也。”[47]
类似的说法，又见於《礼记·礼运》篇和《中庸》。[48]所谓“文献不足”，也就是“《尚书》多?（疏）”，《尚书》对夏代、商代史事的记载太简单了。故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序》说：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祥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49]
孔子“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实质还是“《尚书》多?（疏）”，“文献不足”所致。
由此可见，说“《尚书》多?（疏）”反映了“秦代焚书时的情况”，只能属无稽之谈。
池田知久又以为帛书《要》篇说明损益循环的部分是对《老子》损益观的的批判和克服，而“《老子》的成书年代在西汉初期的公元前200年左右，所以对它有所批判、克服的《要》篇，其成书年代也大体上可以确定”。[50]池田所举表现《老子》损益观的句子为今本《老子》第四十二章的“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和四十八章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前者虽不见於郭店楚简，後者则见於郭店楚简的《老子》乙本的第三简。[51]池田认为後者表示了与前者“大致相同的意思”，那末，《老子》关于损益的这些论述至少当形成於战国中期以前而不是“西汉初期的公元前200年左右”，所以
《论六经並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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