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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六经並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


,池田以《老子》的晚出来确定《要》篇晚出从根本上就犯了错误。这些错误,从逻辑上说,大多是使用丐辞所致。 

  

五 

由於郭店楚简《六德》篇和《语丛一》关於六经的记载从根本上否定了池田知久和王葆玹先生关於帛书《要》篇的解释,所以池田知久和王葆玹先生对郭店楚简的年代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王葆玹做了很多工作,极力想把郭店楚简的年代往後拉。[52]但这样做有两大困难:一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对楚郢都一带楚墓序列的排定;二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关於战国文字发展演变的认识,将楚文字和秦彖、汉隶翻过来。而这两点恰恰是我国考古工作者最为成功的杰作,不是专门研究者,是很难置喙的。 

池田知久则从他对传统文献的认识出发,怀疑郭店楚简的可信。[53]笔者觉得,传统文献与帛书、楚简这些出土材料倒是相当一致的,问题是疑古论者对传统文献的记载一是不信,二是误读。 

比如《庄子·天下》、《天运》篇都六经並称,而马叙伦《庄子义证》认为《天下》篇是古注杂入正文,断为後人增入。[54]张恒寿更说这6句不是注文羼入,则《天下》篇的产生,一定在秦代以後。[55]池田也说《庄子》的《天下》篇等“据考证为西汉初期乃至武帝时成书的”。[56]而事实上並非如此。1988年初,湖北张家山136号墓出土了《庄子·盗跖》篇,从该墓所出土的“七年质日”曆 谱可知,该墓下葬的上限为汉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而下限不晚於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57]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其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卒於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其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有几篇《庄子》残简,[58]据说属於《则阳》、《外物》、《让王》。《盗跖》、《则阳》、《外物》、《让王》均属於《庄子·外篇》,一般认为是《庄子》中较晚的。它们在汉文帝前元年间的墓葬中出土,说明它们都是先秦的作品。而《天运》、《天下》两篇,其年代绝不会晚於《盗跖》、《则阳》、《外物》、《让王》。其六经並称,与楚简《六德》等完全是一致的。 

《礼记·经解》记载: 

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厚敦,《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厚敦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於《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於《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於《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59] 

这些论述,疑古学者都以其为汉人之说,不予正视。其实可与《淮南子·泰族》以下一段话比较: 

    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辨义者,《春秋》之靡也。《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詈。[60] 

《淮南子·泰族》这一段话很明显出於《礼记·经解》,如“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句,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近,“《诗》之风也”《北堂书钞》九十五引,就作“《诗》教也”;[61]“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与《礼记·经解》“恭俭庄敬,《礼》教也”近;“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与《礼记·经解》“广博易良,《乐》教也”近;“《易》之失鬼”,与《礼记·经解》“《易》之失贼”近;“《乐》之失淫”,与《礼记·经解》“《乐》之失奢”近;“《诗》之失愚”,与《礼记·经解》同;“《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詈”,与《礼记·经解》“《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近。言“六经”之序,首先以《诗》《书》《易》《礼》《乐》《春秋》为次,与《礼记·经解》《诗》《书》《乐》《易》《礼》《春秋》之次近;但其後以《易》《乐》《诗》《书》《礼》《春秋》为次,将《易》提前至“六经”之首,则与《礼记·经解》不同

,但从《诗》《书》《礼》《春秋》的排列看,其从《礼记·经解》化出的痕迹也还明显。由此可见,《礼记·经解》之说当在《淮南子·泰族》前。郭店楚简有《缁衣》篇,内容与《礼记·缁衣》基本相同。因此,今本《礼记》的许多篇章,原本就是先秦旧文。《礼记·经解》之说亦当如此。[62]只是疑古论者不肯承认而已。 

    《论语·述而》篇的“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段,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63]这是说古文是读“易”,今文读“亦”。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的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论语·述而》篇,“易”字也作“亦”。[64]池田知久以为是孔子与《易》无关的重要证据。[65]其实这只能证明陆德明说“鲁读易为亦”,並不能证明古文也读“易”为“亦”,更不能说原本就作“亦”。因为汉宣帝时代,包括鲁《论》、古《论》在内的各种版本已经流行了,不能因为鲁《论》作“亦”就以古《论》作“易”为非。从抄写的时代来看,鲁《论》、齐《论》都係汉代抄本,而古《论》“出孔子壁中”,[66]当为战国抄本。陆德明“易,如字。……今从古”,不能说没有道理。 

李学勤先生认为,“易”、“亦”異文是由于同音通假而致。而“易”、“亦”二字在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音中韵部并不相同,“易”在锡部,“亦”在铎部,因此不能相借。西汉以後,锡部、铎部之字才开始押韵,“易”、“亦”两字之音方相接近。所以,“易”、“亦”的通假应是一种晚出的现象,在较早的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67]这一意见值得重视。如果以鲁《论》作“亦”为是,那末“出孔子壁中”的古《论》就难以解释。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由于汉时“易”、“亦”两字音近,将“易”写作了“亦”,才有了鲁《论》的異文。因为古《论》是战国抄本,鲁《论》是汉代抄本,只有汉代抄本才会出现“易”、“亦”的同音通假。 

退一万步说,即使《论语·述而》篇祖本作“亦”,也不能证明孔子与《周易》无关。传统文献即便不论,出土材料也足以说明。在马王堆帛书易传诸篇中,明确记载孔子论《易》的,除《要》篇外,还有《二三子》、《缪和》;以“子曰” 论《易》的,有《繫辞》、《衷》。郭店楚简论《易》的儒家文献,更有《六德》和《语丛一》。我们能不信这些抄写於战国中期和西汉前期的文献,而唯以後出250年或100馀年的定州竹简为是吗? 

池田知久以《商君书》和《孟子》、《荀子》不称《周易》来否定先秦儒家与《周易》有关在方法论上有误。从逻辑上说,是使用默证。我们知道,说有易,说无难。要证明先秦儒家与《周易》有关,只要先秦文献一条确凿的材料即可成立。要证明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就必须穷尽所有的先秦文献。事实上,保留下来而我们能见到的先秦文献又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原有先秦文献的很少一部分。以此有限的先秦文献去证无,其结论难免不会被出土材料所推翻。因此,以《商君书》和《孟子》、《荀子》不称《周易》来否定帛书易传诸篇和郭店楚简《六德》、《语丛一》的记载,是没有逻辑根据的。 

《孟子》不称《周易》,荀子《劝学》篇、《儒效》篇两举《诗》、《书》、《礼》、《乐》、《春秋》而不及《易》,当然是有原因的。不过,这原因並不是当时儒家的经书里没有《周易》,而是因为孔子“老而好易”、提升《周易》的地位以後,儒家内部有所争议所致。《周易》进入六经较晚,又不象《春秋》没有争议,《孟子》不称、《荀子》罕及,说明孟、荀都

《论六经並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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