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经並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论语》、《庄子》、《礼记》、《史记》和帛书易传、郭店楚简的记载，证明六经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並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指出执著於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应该反省、检讨自己的方法论。 

引  言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始於何时？是近代以来经学史、思想史、哲学史论争的一大热点。受疑古思潮影响的学者认为先秦没有“六经”或“五经”，到秦或西汉，《周易》才进入儒家系统，《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开始並称，才有六经之说。[1]这种观点，在中、日两国学界影响极大，在讨论先秦秦汉学术和思想方面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很有认真地进行系统探讨的必要。 

一 

说先秦没有“六经”並称之说，是由孔子与《周易》无关说引发的。疑古学者认为《礼记》和《史记》关於孔子与《周易》的记载不足为据，对於《论语·述而》篇、《子路》篇以及《庄子·天运》篇、《天下》篇的有关记载他们又作了完全不同於前人的解释，因此，孔子与《周易》无关说似乎是天衣无缝了。但事实是无情的，不但传统文献的记载难以推倒，而且一系列新的出土材料更是直接证伪了此说。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多万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馀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二三子》，经拼接整理，共36行，2600馀字。帛书《二三子》记载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於《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繫辞》，与今本《繫辞》基本相似，只是较今本《繫辞》少了一些章节而已，这其实是出土文献的通例，不值得大惊小怪。帛书《繫辞》与今本《繫辞》一样，有许多解《易》的“子曰”，这个“子”，上下文来看，当属孔子。第三篇是《衷》，约45行，共3100馀字，通篇记载“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繫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共24行，记字数1648。虽有残损，但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最後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 关於“老而好《易》”的辩论，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生“二三子”讲解《周易》的损益之道。第五篇是《缪和》，共70行，第六篇是《昭力》，共14行，共记字数“六千”。《缪和》、《昭力》两篇基本上皆为缪和、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羊、昭力等人向先生问《易》的记录，这个解《易》的先生之言称为“子曰”，也有一处称为“孔子曰”。 

帛书易传的这些记载不但坐实了孔子有解《易》之事，而且还揭示了一段孔子思想变化的隐秘。帛书《要》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仒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僌(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2] 

从“子赣”所称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可知，孔子晚年之前对《周易》极为轻视，以《周易》为求“神灵”、讲“卜筮”之书，认为好《易》就会“德行亡”、“知谋远”。到晚年，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却为之一变，“老而好《易》”，居然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为此，子赣不解，孔子回答道“《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人为而去诈”，认为《周易》一书产生於“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民意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上述帛书《要》篇还记载： 

孔子?（籀）至於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後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止]百扁，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3] 

孔子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天道”、“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难以致之”。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 《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孔子对群经态度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其弟子和後学。帛书《要》篇记载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评，就是证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贡等，受孔子轻视《周易》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见得就能接受。其称举群经，只称《诗》、《书》、《礼》、《乐》而不言《周易》是势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後学，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响，就势必会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但是，比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响大，“老而好《易》”以後的弟子少而影响相对有限。

由此可见，在孔子晚年时《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开始並称了，只不过《易》的价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其墓主人的身份为有田禄的上士。其竹简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4]这些论定，都是可信的。现在这批楚简的照片和释文已全部公开发表。[5]我们可以据此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