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齐孙子》八十九篇，颜师古注曰：孙膑。《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等皆不见著录。日人斋膝拙堂以为《吴孙子》系孙膑所著，孙膑与孙武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实际否定了《齐孙子》一书的存在。[14]国人钱穆、金德建皆袭其说，[15]几成定论。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既出土了《吴孙子》，又出土了《齐孙子》。后者存三十篇，整理者分为上、下两编。又《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黄帝四经》四篇，《隋书·经籍志》已不载，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乙本《老子》前，有古佚书四篇，即《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唐兰先生认为它们就是《汉志》里的《黄帝四经》四篇。[16]赞同唐说者不乏其人。[17]竹简本《齐孙子》和帛书《黄帝四经》皆属“异本突起”，“前志著录，后志已佚”，如依梁氏之标准，当被 定为伪书或可疑之书。所以，无论考之出土材料，还是证之文献，梁氏的这第二个法门也是成问题的。 

梁先生的第三个方法是：“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数篇数不同而定其伪可疑。”他说：

  

这有二种：一是减少的，一是增多的。减少的，如《汉志》有《家语》二十七卷，到了《唐书·艺文志》却有王肃注的《家语》十卷。所以颜师古注《汉志》说：非今所有《家语》。可见王注绝非《汉志》原物，又如《汉志》已定《鬻子》二十二篇，为后人假托。而今本《鬻子》才一卷十四篇。又说《公孙龙子》有十四篇，而今本才六篇，又说《慎子》有二十四篇，而《唐志》说有十卷，《崇文总目》说有三十七篇，而今本才五篇。这都是时代愈近，篇数愈少。这还可以说也许是后来亡佚了。又有一种，时代愈后，篇数愈多的，这可没有法子辩说他不是伪书，如《鶡冠子》，《汉志》才一篇，唐朝韩愈看见的，已多至十九篇，宋朝《崇文总目》著录的，却有三十篇，其实《汉志》已明说《鶡冠子》是后人假托的书，韩愈读的，又已非《汉志》录的，已是伪中伪，《崇文总目》著录的，又非韩愈读的，更是伪中的伪又出伪了，又如《文子》，《汉志》说有九篇，马总《意林》说有十三篇。这种或增或减，篇数已异，内容必变，可以是伪书，最少也要怀疑，再从别种方法定其真伪。[18] 

  

古书“时代愈近，篇数愈少”，个中原因，梁先生也知道是“后来亡佚”，怎能据此而定真伪呢？其所举《孔子家语》例，似乎是铁证。但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有一块木牍，“今存篇题四十六条，内容多与孔子及其门人有关……这些篇题的内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语》中见到”。[19]阜阳汉简整理组的另一篇文章则直接说：“还有……完整的《孔子家语》篇题木牍等。”[20]定县八角廊竹简也有一种书，“绝大部分内容，散见于先秦和西汉时期一些著作中，特别在《说苑》和《孔子家语》之内”。[21]李学勤先生认为，“这种简书很可能是《家语》。竹简没有《汉志》二十六卷之多，大概只是一种摘抄本，这在出土古籍中是常有的”。[22]

至于“时代愈后，篇数愈多”也不能作为辨伪的标准。余嘉锡先生云：

  

    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既是因事为文，则其书不作于一时，其先后亦都无次第。随时所作，即以行世。论政之文，则藏之于故府；论学之文，则为学者所传录。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秦、汉诸子，惟《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为有统系条理，乃一时所成，且并自定篇目，其他则多是散篇杂著，其初原无一定之本也。夫既本是单篇，故分合原无一定。有抄集数篇，即为一种者；以有一二篇单行者。[23] 

  

  诸子之书，既然“散篇杂著”在先，“聚而编次”在后，那么“时代愈后，篇数愈多”也并不能证明其必伪。今人之文集，全集，大多续编、补遗不断，也是“时代愈后，篇数愈多”，总不能说这些续编、补遗皆属伪书，标准一错，其举例也就难以正确。如《鶡冠子》一书，尽管柳宗元以来人们多以其为伪，但唐兰先生发现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里，多有与《鶡冠子》相同或类似的语句；[24]李学勤先生续加论证又发现《鶡冠子》的某些部分和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也有联系；[25]吴光先生发现其《博选》、《著希》两篇避秦始皇讳；[26]《鶡冠子·王铁》将县令称为啬夫，裘锡圭先生指出：“在汉代，县令、长已经不再称啬夫，……证明《鶡冠子》不会是汉以后的作品。”[27]英国学者葛瑞汉证明今传本《鶡冠子》十九篇内容浑然一体，彼此有内在联系。[28]李学勤先生指出：“《汉志》所录各书本于刘向、歆父子，一般是当时最好的本子，然而也有失收或所收系不全本的情形，不可绝对化。《汉志》所载《鶡冠子》仅有一篇，或许就是所收不全的例子。”[29]《文子》《汉志》著录九篇，《隋志》、新旧《唐志》均作十二卷，与今本同。唐兰先生发现《文子》与帛书《黄帝四经》相同的有二十余处。[30]定县八角廊汉简“已整理出与今本相同的文字六章，部分或系佚文”。整理者认为，“《文子》本非伪本，今本《文子》实经后人窜乱。其佚文部分，大半是对天道、仁、义、功、德和教化的阐发”[31]。所谓“佚文”，当指出于今本十二卷之外的文字。既然今本十二卷之外尚有“佚文”存在，又怎能因今本多出汉志》著录三篇而定其为伪呢？所以，梁先生的这第三条标准也是不能成立的。

梁先生的第四条方法是：“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是后人随便附上去的姓名是伪。”[32]后附的姓名并不见得皆属伪。“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帅相传”，“其中数传以后，不辨其出何人手笔，则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云耳”[33]。如《汉志》《尚书》家有《传》四十一篇，不注姓氏。《隋志》则云：“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张生，张生授千乘欧阳生。”《晋书·五行志》云：“伏生创纪《大传》。”《经典释文·叙序》云：“《尚书大传》三卷，伏生作。”故今本皆题曰：汉伏胜撰。《玉海》卷三十七引《中兴书目》

：案郑康成《叙》云：“盖自伏生也。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授之。……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间，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向校书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余嘉锡先生认为，这是说张生、欧阳生之《尚书》虽受自伏生，而其所作《章句》，则以己意弥缝其间，不纯记伏生之口说，故别自专门名家。而此《传》则杂成众手，不出一人，故不可以题为张氏或欧阳氏。传之者推本帅授，知其出伏生。[34]所以《隋志》云“伏生作”，并非为伪，而是出自特定的体例。余先生的这一分析，应较梁说更为合理。

梁先生的第五条方法是：“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而信其说。[35]这一方法也不能绝对化，如《汉志》著录《文子》九篇，班固自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文子与孔于并时，则在春秋未年。而周平王在春秋初年，故班固疑其为依托。《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云：“其称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为周平王时人，非也。”[36]楚平王于公元前528至516年在位，正与孔子同时。定县八角廊《文子》只有“平王”，并无周平王，可见是班固理解有误，将楚平王当成周平王，故疑其“似依托”。又《汉志》著录《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注认为非今所有《家语》，似乎今本《家语》为伪。但如上所述，阜阳汉墓出土有《孔子家语》篇题木牍，定县八角廊简也颇有与今本

《家语》相司者，可见今本《家语》来源颇早，难以简单地认定为伪书。由此可见，旧志或注家之言并非辨别古书真伪的绝对标准，我们不应盲从。

    梁先生辨伪的第六第方法是：“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