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
梁先生的第七条方法是：“书初出现，已发生许多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我们当然不能相信。”[38]他举张霸的百两《尚书》和今文《尚书》中的《泰誓》篇为证。对前人的说法，我们应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取分析的态度，个能只取一面之辞。
梁先生的第八条方法是：“从书的来历暖味不明而定其伪。”他说：“所谓来历暖味不明，可分二种：一是出现的，二是传授的。”[39]前者他以鲁恭王坏孔子宅发现的壁中书以及张湛注《列子》为证，后者以《毛诗·小序》的传授为证。古书出现的来历和传授的系统有欠清楚，多属自然过程，有意作伪者当属少数，以此定罪，近于栽赃。对壁中书的怀疑，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的。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曾列举“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居首位的便是孔于壁中书。后来汲冢书的发现，殷墟甲骨的出土，敦煌藏书的面世，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大量竹简帛书的出土，足证孔子壁中书的发现是可信的。将其列于来历不明而指其为伪，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列子》之书，自宋人高似孙以来，明人宋濂，近世梁启超、马叙伦、顾实、杨伯峻等称为伪，几成定论。但最近严灵峰先生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考证，认为《列子》一书决非张湛所伪造，尽管其中不免掺杂了后人的文字或错简，但其属于先秦古书无疑。[40]严先生的观点，代表了《列子》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由此可见，梁先生从古书的传授统绪上提出的这些辨伪方法，大多是有问题的；他所列举的论据，也有许多已经被证伪了。
从文义内容方面，梁先生又提出了五种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
第一是“从字句罅漏处辨别”。这又分为三项：一是“从人的称谓上辨别”。梁先生认为：
书中引述某人语，则必非某人作。若书是某人做的，必无“某某曰”之词。例如《系辞》、《文言》说是孔子做的，但其中有许多“子曰”。若真是孔子做的，便不应如此。若“子曰”真是孔子说，《系辞》、《文言》便非所能专有。又如《孝经》，有人说是曾子做的，有人直以为孔子做的。其实起首“仲尼居，曾子侍”二句便已讲不通，若是孔子做的，便不应称弟子为曾子。若是曾子做的，更不应自称为子而呼师之字。我们更从别的方法可以考定《孝经》乃是汉初的人所作，至少也是战国末的人所做，和孔曾那有什么关系呢？[41]
这一方法欧阳修当年就曾使用过。貌似正确，实则是以今律古，不合古人著述之体。先秦诸子之书，往往是聚徒讲学而成。先生讲学之言，弟子各有所记录，并加以加工整理，形成各种传本，在学派内部传习，有时还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其中数传之后，先生的东西和弟子的东西往往难以分辨清楚，所以就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先秦诸子之书，不必如后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云某某之作，只是说其学出于某人。[42]如《系辞》、《文言》，它们虽非孔子手著，但其学出于孔子；它们虽经过了孔门后学的整理加工，但其思想仍出于孔子。[43]后学将其归本于孔子，说是孔子之作，正是先秦诸子书的通例。因此，不能因其有“子曰”就否认它们与孔子的关系。相反，从先秦古书的通例来看，“子曰”倒是它们出于孔子的铁证。《孝经》系“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44]其篇首“仲尼居，曾子侍”二语应为实录，后学将其学归本于孔子、曾子，故云孔子作。从形式上讲，应系曾子门人所记；但从思想上言，应渊源于孔子。《吕氏春秋·察微》篇已明引《孝经》，《后汉书》梁刘昭注引蔡邕《明堂论》称“魏文侯《孝经传》”，[45]西汉不但有今文《考经》，而且有出自孔壁的古文《孝经》。凡此种种说明否定《孝经》和孔子、曾子有关是不能成立的。
梁先生又说：
书中称说的人出于作者之后，可知是书非作者自著。人死始称谥，生人不能称谥，是周初以后的通例。管仲死在齐桓公之前，自然不知齐桓公的谥。但《管子》说是管子做的，却称齐桓公，不称齐君、齐侯，谁相信？商鞅在秦孝公死后即逃亡被杀，自然无暇著书。若著书在孝公生时，便不知孝公的谥，但《商君书》说是商鞅做的，却大称其秦孝公，究竟是在孝公生前著的呢？还是在孝公死后著的？[46]
以“称谥”作为辨别作者的标准，一般是正确的。但古书的形成与流传也有其特殊性。如《商君书》既有商鞅的亲著，如《垦令》、《境内》，也有商鞅后学之作，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不能因后者而否定前者。《更法》篇记录商鞅和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的“御前辩难”虽称孝公谥，但学者认为：“本篇
记录翔实可靠，刻画生动感人，撰述者如果不是躬临参与或亲闻其事，恐怕难以致之，因此，其撰述时代极可能很早。”断为车裂前之作。[47]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后学在传抄过程中将“君”改为“秦孝公”的可能。不从古书的整体内容出发，只凭片言只语，很容易将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当成古书原本的问题，从而对古书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一点，梁先生不是没有觉察，他说：
说是甲朝人的书，却避乙朝皇帝的讳，可知一定是乙朝人做的。……又如汉文帝名恒，所以汉人著书，改恒山为常山，改陈恒为陈常。现在《庄子》里面却也有陈常之称，这个字若非汉人抄写时擅改，一定这一篇或这一段为汉人所窜补的了。[48]
《庄子·说剑》有“常山”之称，《盗跖》篇有“田成子常”之称。《盗跖》篇最近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早期墓葬中有竹简本出土，[49]可见并非汉人著作。但改“恒”为“常”，显属避讳。这种避讳并非《说剑》、《盗跖》本身的问题，而是“汉人抄写时擅改”，是流传中的问题。以流传中的问题来定原著的是非，难免不出问题。所以梁先生论“从人的称谓上辨别”古书的真伪，其说虽不无有见，但不足处也很明显。
梁先生的第二项“用后代的人名、地名、朝代名”，第三项“用后代的事实或法制”，论述都较正确，值得肯定，问题是要避免“以偏概全”，此不详述。
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二种方法是“从抄袭旧文处辨别”。他认为此种方法又可细分为三种：第一，“古代书聚敛而成的”。他认为，“战国时有许多书籍并非有意作伪，不过贪图篇幅多些，或者本是类书，所以往往聚敛别人做的文章在一处”，并分“全篇抄自他书的”、“一部分抄自他书的”二种情况进行论证。[50]他肯定“战国时有许多书籍并非有意作伪”、“本是类书”，大体接近事实。但“贪图篇幅多些”，“聚敛别人做的文章在一处”则不合实情。详说可见上文。其所举例也有一定问题，此不细辨。
第二，“专心作伪的书剽窃前文的”。他认为，“有意作伪的人想别人相信他，非多引古书来掺杂不可”，他举了伪古文《尚书》、《列子》、《文子》三例以为证明。[51]《列子》、《文子》并非存心作伪之作上文已有论述；古文《尚书》一般认为系伪作，但传闻陈寅恪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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